第24节:“与世俗文法战者十之五六”(2)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 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 “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 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 他的责任。 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 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 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 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 京。 二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 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 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 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 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 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 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 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 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 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 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 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 一日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 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 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晚年在官场,也并不特别得心应手。 他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 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忧悒。” 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譞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 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恭亲王奕訢之亲弟,同治帝之亲叔, 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訢一争高下,所 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 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 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也 就是说,醇亲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一向少与人通信,也不便因 为醇亲王就一改常度。竣拒之意显然。 奕譞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 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而是在给黄倬的信中解释说: 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兹承转寄见赠之作,诗笔既工, 用意尤厚。惟奖许过当,非所敢承。理宜奉笺致谢,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 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素不工诗,亦未能遽成和 章。稍暇当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谢悃。晤时尚望先为代达鄙意,至荷, 至荷。 又一次给了奕譞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 除了对奕譞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棱然,主要是从“避 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 交通,因为这是扰乱专制政治秩序的举动。曾国藩基于王朝根本利益,维护了这 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 藩之攻击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