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节:“绝无良心科第二名”(1) 四、“绝无良心科第二名” 一 随着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恶化。 首先当然还是用兵方略上的争执。 投身曾国藩之前,左宗棠批评起曾氏之兵略从来没有客气过。既为麾下之后, 左宗棠对曾的许多军事判断虽然不再公开嘲讽,但与朋友们交流时仍直言不讳。 比如闻听太平军占领浙江后,曾国藩的判断极为悲观,惊呼道:“现在苏、浙两 省膏腴之地,尽为所有,窟穴已成,根柢已固,……东南大局,收拾愈难。”左 宗棠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太平军舍弃长江中游的安庆地区,而专集于下游, “大局顿有转机”。事实证明左的看法确实比曾更有见地。 早在咸丰十年三月,左宗棠就建议曾国藩“先以偏师谋取吴越”。曾国藩却 坚持所谓“稳扎稳打”之法,拒绝此议,进驻皖南万山丛中的祁门。左宗棠虽然 没有公开批评,却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流露出轻蔑之色:“涤公于我极亲信,毫无 间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戡乱之人。” 离开曾国藩羽翼之后,左宗棠开始接连不断地与曾国藩争辩兵机。他认为曾 国藩用兵过于拙滞,对自己的束缚过多,在信中经常对曾发出抱怨。随着浙江巡 抚做得越来越顺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评也越来越直言不讳。在给骆秉章的信 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委屈:“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近日 议论多有不合。祇以大局为重,不能不勉为将顺,然以难矣。” 入浙之初,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建议还是惟命是从至少积极响应的,但随着他 在浙江脚根扎稳,对曾国藩就越来越轻慢起来。曾国藩对周开锡,李庆霖二人十 分反感,要求左宗棠斥退他们。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不以为然,“恪靖 (指左宗棠)尝谓文正(指曾国藩)无知人之明,故文正所弃者,无不重用”, 反而委此二人以重任。同治元年,当太平军进攻曾国荃部时,曾国藩要求左宗棠 派蒋益沣一军往援,左宗棠却拒不从命。曾国藩于浙事或者楚军的“大调度”, 都通过书信或者咨文商之于左,可是左却“每置不肯”。曾国藩寄给左宗棠的信 件,左动不动就不予回复。以至于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这样抱怨道:“每有大调度, 常以缄、咨敬商尊处,公每置之不论,岂其未足与语耶? 抑自足而拒嘉谟耶? 盍 亦箴砭而推挽之? ” 与左宗棠的合作中,曾国藩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角色。 和别人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对亲兄弟一吐肝肺。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他在致曾 国荃的信中这样说:“余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军之力,受气不少。此后余决 不肯多用围城之呆兵矣!”郁怒之态,溢于言表。 不论有多少不愉快,曾左二人关系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虽然左宗棠说出 “公与弟均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也”之类的重话, 但双方从来没有撕破面皮。因为曾国藩位为两江总督,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名位 毕竟在曾国藩之下,不得不时时压制自己的气焰。但当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与 曾国藩地位相等后,二人冲突就开始表面化了。 二人第一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军饷问题。 湘军不是经制之兵,军饷一直是曾国藩最头疼的问题。当湘军顿兵南京城下 之时,曾国荃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 为了保证湘军军饷供应,曾国藩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因为江西是湘军 重要的饷源地。没想到出任江西巡抚不久,地方主义倾向就压倒了对曾国藩的感 激之情,沈葆桢急于在江西干出成绩,想把江西财政收入都留为己用,不再为湘 军供饷。曾国藩闻讯大急。没有了这笔饷银,南京城下的湘军只有两条路,一是 哗变,二是在南京城下被活活饿死。 曾沈二人为了争饷,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笔仗。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氏 大营的所有人都气愤填膺,他们纷纷说,如果朝廷设一个“绝无良心科”,沈一 定取得第一名。 曾国藩为此“郁闷殊甚”,写信给左宗棠说: 幼丹(沈葆桢的字)中丞与敝处大相龃龉,将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开罪 之由。以中才而当末流之世,处权势之地,固宜丛尤悔而不自知乎? 曾国藩把左宗棠当成了心腹和知己,才如此推心置腹地谈论此事。他万万没 想到,升任了总督的左宗棠在回信中没接他的话茬,却为沈葆桢报起了不平。 原来,左沈二人此时已经走到了一起。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左沈有了共同的 利害关系。因为左氏军队在浙江阻挡太平军入赣,为江西起了屏障作用。左宗棠 还多次带兵入赣剿杀江西境内的太平军。沈葆桢虽然不愿为曾氏供饷,却愿意为 左氏供饷,双方因此关系密切,情投意合。在和曾国藩打奏折官司时,沈葆桢甚 至还把左宗棠带兵入赣,高风格地不用江西饷银的事迹写入奏折,以此贬低曾国 藩。 因此,当沈葆桢与曾国藩打起奏折官司时,左宗棠站到了沈葆桢一边,拒不 为曾国藩说话。在沈葆桢以开缺威胁朝廷时,左宗棠则公开替沈葆桢抱不平。他 写信指责曾国藩说:现在你的好朋友郭嵩焘(湘系元老)升任广东巡抚,而你的 敌人沈葆桢却吁请开缺,“一益一损,且幸且惧”。意思是说,反对你的人,你 逼得他走投无路。顺应你的人,就步步高升,你的独断专行,已经让人畏惧了。 面对左宗棠措辞尖锐的质问,曾国藩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忍让态度,没有进行 过多的解释和争辩,但心中难免不存芥蒂。在曾氏大营中人看来,左宗棠此举证 明,他已经可以步沈葆桢之后,取得“绝无良心科”的第二名了。曾左二人日后 关系日渐疏远,在此就打下了深刻的伏笔。何况成为总督之后,左宗棠与曾国藩 的书信往来又恢复了旧日飞扬跋扈指手划脚之态。笔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