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节:“绝无良心科第二名”(5)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 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 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却说,当时全军都忙于 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责任。接 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左宗棠攻陷杭 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 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做为撒手锏抛了出来。 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骑虎难下, 况且他本是好辩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 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所谓“十万”、“全数”, 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夫以片时 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 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 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 “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致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毫 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复商请调兵以 攻广德,或因厌其絮聒,遂激为此论,亦未可知。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弊 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固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 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 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本来符合朝廷 分而治之之计,中枢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剿灭, 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不得不和一下稀泥: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 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 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 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 “为一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显然。 这年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幼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 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之间再没 任何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 此不通书问。” 五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那么,左宗 棠是只对曾国藩一人如此,还是对所有朋友也这样呢?或者说,左宗棠的做法, 是他的一贯性格使然,还是曾国藩有未被揭发出来的对不起他之处? 考诸左宗棠的生平,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用心讲求,先 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 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发小,也是曾国藩的金兰之好。他曾经在皇帝面前多次举 荐左宗棠,因此使左宗棠之名深入皇帝脑海。当左宗棠身陷樊案之中,他为营救 左宗棠更是费尽苦心。潘祖荫上书,实际上就他运作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他 可称得上是左宗棠的最大恩人。 天京城破,太平军残部流入福建广东。此时郭嵩焘正署理广东巡抚。虽然早 年关系极好,但是由于与曾国藩走得过近,在左宗棠看来,郭氏此时已经是“曾 国藩的人”,让左宗棠心生反感。加上郭嵩焘此时与总督不合,广东官僚体系运 转不力。正如当初向曾国藩发动的突然袭击一样,左宗棠在郭嵩焘毫无心理准备 之时,参奏郭氏“应变之略,非其所长”,把做官本领平平的郭嵩焘赶出了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