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革命初期的创作 文学革命之大旗既举,创造从内容到形式真正不同于旧文学的新作品,便成为 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新青年》诸成员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首先取得了 成绩。此后,《新潮》、《少年中国》、《晨报》、《学灯》、《星期评论》等刊 物,也都自一九一九年起纷纷发表白话体的新创作。到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间止, 新文学创作的数量虽然还不算丰富,但已经产生了一批形式上有所革新、内容上强 烈表现出反封建精神和民族觉醒要求的作品,它们是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 力的组成部分,对我国新文学后来的发展尽了开拓道路的作用。 最能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是鲁迅的小说。从一九一八年五月的《狂人日记》起, 连同以后陆续发表的《孔乙己》 、《药》以及著名的《阿Q正传》等,均以勇猛彻 底的反封建精神以及“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许多读者的心。作者写 作这些小说时,本来怀有借此“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注:见1919年4月16日鲁 迅给《新潮》编者的信,原载《新潮》第1卷第5号) 的愿望;而作品发表之后,实 际上也的确成为对有志于新文学者的一种极大的鼓舞和极好的示范。就在先驱者的 这种关切推动之下,《新潮》上出现了汪敬熙、杨振声、叶绍钧等一些新的小说作 者。汪敬熙的一些短篇,据后来出版的《雪夜》集《自序》所述,是“力求着去忠 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的。技巧都很幼稚,但具有不同程度的生活实感。 其中《雪夜》一篇,借贫苦家庭所遭困境的描写,对陷于不幸的妇孺表示同情,对 卑劣暴戾的“一家之主”给邓鞭挞。《一个勤学的学生》则对热衷于仕途者的心理 作了细致的刻划。作者原治心理学,注意体察人物的内心变化,但单纯的生物学观 点往往损害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如《死与生》)。杨振声(1890—1956)早年的短篇, 有写人祸天灾使渔民遭困的《渔家》,军阀混战陷人于绝境的《一个兵的家》,逼 嫁少女给“木头牌位”致令惨死的《贞女》等,都是较为浅露的速写式的作品。而 作者的“极要描写民间疾若”(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 ) , 则又表明了新文学初起时的一般倾向。杨振声后来又发表中篇 《玉君》(一九二五年),描述一个少女的爱情故事,从侧面揭露家族制度与包办婚 姻的弊害,同时又突出地渲染了资产阶级自我完成的道德标准和处世风度。情节曲 折,文笔洗练,在人物创造和生活描绘上,体现了作者“要忠实于主观”的创作主 张,存在着过分“把天然艺术化”(注:《玉君·自序》)的缺点,不过构思精巧意 趣盎然,从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艺术手段的成就和进展,使作品在当时获得了较 大的影响。初期新小说中,取材于下层人民生活的,还有欧阳予倩写军阀纵兵殃民 的《断手》,叶绍钧写贫女屈辱无告的《这也是一个人?》 (后改名《一生》) 、 《低能儿》(后改名《阿菊》)等。郭沫若的《牧羊哀话》,冰心的《斯人独憔悴》, 则是早年写到反帝爱国题材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者后来又各自在不同的文学体裁 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此外,一些后来并未以文艺为专业的作者,也在各个报刊 上发表过若干散篇(如央庵的《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等),虽然都不成熟,但也均有 新的时代气息,跟清末民初以来的旧派小说显然不同。新小说自一九一八年开始登 上文坛,在不多几年中,就能取得鲁迅称之为“上海的小说家 (指旧派小说家—— 引者)梦里也没有想到过”(注:见1919年4月16日鲁迅给《新潮》编者的信)的成绩, 这正显示了新文学的巨大生命力。 创作时间稍早于新小说,数量也较小说为多的,是白话新诗。它自一九一八年 初(注: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上虽已有“白话词”发表,但仍袭用旧形式。 确切的说,白话诗当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期所载诗歌算起),作为旧体 诗的对立物开始出现,在当时具有较大的革命意义。中国旧诗虽然已经在内容上变 得空虚腐朽、语言上充斥着陈词滥调,但它长期以来曾经是古典文学中最有光彩的 部门,向来被封建文人视为文学的正宗,占据着比小说戏曲重要得多的地位。因此, 冲破旧诗格律的束缚,用白话写出新诗,也是新文学倡导者向整个旧文学发动的一 种示威。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李大钊、鲁迅等先驱者也都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间写了一些白话诗,对诗歌革新运动加以支持。 初期创作白话诗较多的是胡适(1891—1962),他的《尝试集》(一九二年)是 最早出版的一个新诗集。集中第一编所收的诗,作于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两年,大 多为五七言,文言词语极多,《自序》中也称它们“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 第二编收一九一八年以后发表的作品 (注:《尝试集》初版分两编。第二编所收部 分诗作注明写于1917年,但其正式发表均在1918年以后) ,形式上有了新的因素: 用白话入诗,句不限长短,声不拘平仄,采取自然音节,开始打破旧诗格律的一些 束缚。胡适诗作以说理或即物感兴居多。无论是写蝴蝶的孤单(《蝴蝶》),鸽子的 如意(《鸽子》),乌鸦的狂傲(《老鸦》),实际上都寄托着一个个人主义者在不同 境遇中的几种不同情怀。《上山》一诗赞美了“拚命”向上的孤身奋斗精神,表现 了作者当时具有的积极进取态度。《威权》、《乐观》、《周岁》等几首与时政有 关的诗,为“五四”初年的反封建斗争留下若干侧影,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尝试 集》中的诗,思想内容大多很浅。《人力车夫》中,“客人”对少年车夫的沉重负 担和悲惨境遇,也曾觉得“心中酸悲”、“我心惨凄”,却终于因为此类事情“警 察还不管”,就心安理得地“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注:原载《新 青年》第4卷第1号,收集时曾有删改) 表明了作者“人道主义”式同情的浅薄和虚 伪。有的诗作还暴露了作者立场上的问题,如《你莫忘记》一篇虽然揭露了乱兵扰 民之苦,然而全诗总的倾向不是正面教人与军阀统治作坚决斗争,却是力图引导读 者去得出“这国如何爱得!”的结论 (注:原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收集时曾 有删改) 。诗的结尾甚至说:“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 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总该不至——如此!”“愤激”至于如此,就 撤去了国家民族的界限。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胡适早期虽然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 文学革命,但反封建精神较为微薄,而与帝国主义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新诗 领域内所进行的活动,除文学形式上的“改良”而外,思想可取者是并不多的。 《新青年》成员中较早写新诗并且产生了影响的,还有沈尹默和刘半农。沈尹 默(1883—1971)诗散见于四卷至七卷的《新青年》上。《人力车夫》、《宰羊》等 篇慨叹人与人之间的不平,以旁观立场对苦难者寄以人道主义的同情。《鸽子》则 托物寓意,表现了不依附于人、不愿任人玩弄的个性主义要求。《月夜》里那个在 霜风明月中与高树并立的“我”的形象,也显露了当时个性论者的精神特征。作者 以运用旧诗音节入新诗见长,讲究构思,表现手法含蓄而耐人寻味。《三弦》一诗 尤以意境别致和运用双声叠韵而造成节奏的抑扬顿挫,为当时读者所称赏。刘半农 (1891—1934) 作为“《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 半农君》) ,写过一些杂文,对封建势力和愚昧事物作了勇猛的攻击;而其主要的 创作成绩,却在新诗方面。他对新诗的形式和音节作过多样的尝试和探索。《扬鞭 集》 里各种格式的短诗和长诗, 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散文诗《卖萝卜人》 (注: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 和短诗《相隔一层纸》,揭露了豪富 的暴行劣迹,为贫苦无告者鸣不平。《学徒苦》、《车毯》分别用古乐府或自由诗 的体式,写出学徒与车夫的苦楚。以民歌或民间口语写成的《拟儿歌》、《拟拟曲》 等篇,更是下层人民生活的多方面的剪影。这些诗虽然深度尚嫌不足,但却鲜明地 表现了作者当时那种关心现实、同情劳苦人民的民主主义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 另一些诗(如《铁匠》、《老牛》、《老木匠》)中,作者还塑造了一些体力劳动者 形象,正面歌颂了他们的创造精神和纯真品格。长诗《敲冰》 (注:载《新青年》 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所表现的那种协力同心、奋斗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也 清楚地打着“五四”时代的烙印。在艺术上,他的诗比较平直,但有些作品以节奏 旋律的谐和著称(如《教我如何不想她》、《一个小农家的暮》)。刘半农还用江阴 方言写了不少“四句头山歌”,编成《瓦釜集》。作者在《代自叙》中说:“集名 叫做‘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因此,他要努力“把 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 一部分来。”这类民歌体作品中,有些确实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下层人民的感情,如 《人比人来比杀人》。作者在集后附记中还把民歌比作“永远清新的野花香”,愿 意不断从中汲取养分。这些努力无疑是可贵的。他的作品之所以显得明朗、朴素, 也是受了民间歌谣体影响的结果。 初期新诗的作者,还有《新潮》上的康白情和俞平伯,《星期评论》上的刘大 白。康白情也在《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诗集《草儿》,多收“别情诗” 和“纪游诗”,如《送客黄浦》、《日观峰看浴日》、《江南》、《庐山纪游三十 七首》等。这些诗的特点是写景细致,设色清丽,较多地显示了白话诗活泼清新的 长处;但因缺少锤炼,不少诗只成为散文的分行排列。一些哲理诗也一味说理,缺 少诗意。格言式的《律己九铭》里,所谓“我要做就是对的;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 的”,则是个人主义思想在其诗作中的具体表露。康白情也有少量以劳动者为题材 的作品,但资产阶级立场和生活上的隔膜只能使他把形象歪曲,所谓《女工之歌》, 实际上成了通过工人之口对资本家“恩惠”的歌颂。俞平伯最初的诗集为《冬夜》, 色调凄清苦涩。作者不满旧社会的压抑,希望摆脱命运的捉弄,对于“象猫狗一般 的死去”的劳动者怀着同情(注:《冬夜·无名的哀诗》),但自我力量的微弱,使 他时有空虚茫然之感。冬夜景象的凄冷(《冬夜之公园》) ,春日枯坐的孤寂(《春 里人底寂寥》) ,秋风摇落里的低回(《凄然》),便都是这种情绪在不同诗中的流 露。一九二二年以后的《西还》集中,人生多难的感叹更有增长;至于诗集《忆》, 则已由永恒之“爱”的追求转向童年生活的缅怀去了。俞平伯曾长期受过旧诗词曲 的熏陶,在他诗中,从词语、音律到表现手法,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作者后来以 主要精力从事小品文写作,《杂拌儿》一二编、《燕知草》等集中便有不少细腻而 含点涩味、闲适而不免感伤、被称为“青果”似的篇章,它们很少触及重大理实问 题,但在艺术上,较之作者所写的诗显然有了成长和发展。同样带着从旧诗词蜕化 出来的痕迹的,是刘大白(188 0—1932)的新诗集《旧梦》(后来重编为《丁宁》、 《再造》、《秋之泪》、《卖布谣》四集) 。但不同于俞平伯的诗作蕴藉苦涩,这 些诗晓畅而“少含蓄”(注:《〈旧梦〉付印自记》)。三五行的小诗,在集中占了 很大部分;它们大多是带有消极内容的关于“人生之谜”的思索、议论,如:“明 明镜在花前,为甚花又在镜里?明明水在月下,为甚月又在水里?明明人在梦中, 为甚我又在梦中人底梦里?”(注:《泪痕》三十七)这类作品有时显得精巧,有时 不免做作;有时显得机智,有时却只成为文字游戏而缺少真正的诗味。作者也曾写 过一些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田主来》、《卖布谣》揭露了地主豪富的贪婪凶 残,《成虎不成》、《每饭不忘》赞美了农民的自发反抗,《红色的新年》与《劳 动节歌》虽嫌浮泛,却也歌颂了新的时代潮流。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稍后 的诗(如《旧梦》中一九二一年以后大部分的诗和后来出版的《邮吻》集),已经充 满颓废孤寂情绪。随着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作者在政治上也逐渐趋向于堕落。 白话散文的写作,也与小说、新诗并起。其中数量较多、成就较高的,是适应 当时急遽的战斗要求而产生的杂感。这种文体,最初由于《新青年》、《每周评论》、 《晨报》(第七版)等设置“随感录”、“浪漫谈”等专栏加以提倡而趋于兴盛,以 后更经鲁迅等先驱者的长期努力,“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 的代名词”(注: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后来《向导》等刊物上的“寸铁”专栏,也正 是这一战斗武器的运用和发展。 “五四”时期杂感的写作,除鲁迅而外,李大钊(1889—1927)也是重要作者。 他所写的一些带文艺性的短论,有时虽还残留着民主主义思想的痕迹,但针砭时弊, 冲刺锋锐,战斗性大多很强。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传播 和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渐次扩展的时代侧影。《新纪元》等文以热情洋溢的语调, 预言了十月革命后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枯叶经了秋风”般的命运,号召“黑暗的 中国”的人民迎着“曙光”前进;《混充牌号》、《红萝卜党》以形象鲜明的比喻, 提醒人们及早警惕那些挂着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牌号、“带着一层红皮”的东西, “将来难保不是一片红萝卜”;它们都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启蒙者特有的敏感。 《政客》、《屠宰场式的政治》借助于逻辑的推论或巧妙的联想,三言两语就剖析 出军阀政治的本质;《太上政府》、《威先生感慨如何?》则义愤填膺,单刀直入, 戳穿了帝国主义的画皮,暴露了他们的凶恶面目;这些也都显示了作者高出于一般 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可贵之处。 当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政府共同宣传所谓 “中日亲善”而有些人也对此发生幻想时,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质: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 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 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中日亲善”》 在这里,精湛的思想,锐敏的洞察力,形象而简练的语言:三者确实得到了较 好的结合。正是这种原因,使李大钊的杂感获得了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它们同 《新青年》上鲁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随感录”一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初期白话散文中,游记、通讯报告也占有重要位置;稍后更有抒情小品、随笔 出现。这些都属于当时所谓“美文”类。用白话写这类文字,足以打破“白话只能 作应用文”的陈腐看法,含有向旧文学示威的意思。但在内容上,还是以抒写闲情 逸致者居多。较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在早年游记通讯中,应推瞿秋白的《饿乡纪程》 和《赤都心史》。 瞿秋白(1899—1935)较早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实际参加过“五四”群众运动, 很早就是“为人生”、为社会和为人民的文学的鼓吹者。一九二年十月,以《晨 报》记者身分赴苏:《饿乡纪程》(亦名《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即为旅苏 期间所写的两部散文集(有些篇章曾在《晨报》上发表)。作者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 的向往,最早向自己的人民“拨开”国内外反动派所散布的“重障”,真实报导了 “俄罗斯红光烛天,赤潮澎湃”的现实以及苏俄“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苏维埃 政权建立初期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那种复杂、尖锐而曲折的斗争,都在作品 中得到了反映。许多篇章记述了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战胜敌人、 排除困难的英勇业绩,表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生气勃发的革命气象。 在《列宁》、《赤色十月》等篇中,作者热情地描绘了列宁的形象,显示出人民对 党对领袖的无限爱戴和信赖。两部作品也纪录了作者自己由一个向往俄国革命的进 步知识青年, 经过生活实践和自我批判, 逐渐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一段思想历程 (如《家书》、《“我”》、《生存》等篇)。这些散文,体式随内容而变化:有游 记,有小品,有杂感,也有散文诗。严肃的思索和热情的记叙相结合,使作品风格 显得凝重而又清新。它们出现在新文学初期,是值得珍视的。 上述小说、新诗、散文的创作情况表明:新文学的倡导时期是文学在内容和形 式上大革新大解放的时期。虽然不少作品中所表现的新内容较为浅露,部分作品尚 未脱尽旧文学的痕迹,另有一些又显露出欧化的形式主义偏向;但新文学的主流是 健康的。它在思想革命的现实基础上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外国进步 文学的长处,开始形成新的风貌。这一时期已经有了鲁迅这样一登上文坛就相当成 熟的作家,但并未形成专业的创作力量,不少作者一现即逝,能够持续下去的作者, 正在积聚经验,磨练笔墨。这是新文学队伍最初的培育时期。其中有些作者,至一 九二一年以后成为不同文学社团的骨干力量,从继续不断的创作活动中作出了更大 的贡献,产生了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