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 抗日战争开始,也是我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如同很多革命大时 代的风貌往往首先反映在诗歌中一样,抗战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特别是它初 期的蓬勃气象,也很快在诗歌创作上得到反映。诗歌和报告文学,是抗战开始后最 早发挥了战斗作用、表现出较大成绩的文学形式。 战争爆发后,诗人们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投身于抗战 的伟大斗争,在参加其它活动的同时,拿起诗笔,作为武器,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 业呼唤、歌唱。他们走出战前狭小的生活天地,去到人民群众争取生存的广阔空间。 有的作者走遍了半个中国,目睹了祖国的穷迫和危殆;有的作者亲历了多年的前线 生活,体验到战争的观苦和光荣;很多作者都经历了从前方战区辗到大后方的过程, 身受了战争各个阶段的考验,深切地理解整个民族的灾难和希望。很多诗人为了寻 求光明,冲破重重困难险阻,从国统区奔赴抗日民主根据地,象柯仲平、田间、何 其芳、艾青等都先后去到了延安。战争不仅振奋了、鼓舞了诗人,也在它进行的过 程中锻炼和造就了他们。作者思想提高了,视野开阔了。不少诗人这个时期的创作 取得了新的进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还出现了艾青、田间这样具有代表性的诗 人。新诗在为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过程中发展到新的阶段。诗歌与现实斗争的关系 更为密切了。工农兵群众开始成为民主根据地中许多诗人的歌唱对象。街头诗、朗 诵诗等富有鼓动性和群众性的形式,在抗战初期受到了许多作者的重视。随着战争 进入相持阶段,从短诗到长诗,从抒情诗到叙事诗,成为抗战诗歌的一般发展趋向。 新月派、现代派中某些脱离现实斗争或者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的诗风,受到更多诗人 的厌弃。新诗较战前大众化了,然而也更散文化了。 抗战刚一爆发,郭沫若就“别妇抛雏”(注:《战声·归国杂吟》)离开日本, 回国参加战斗。他于七月下旬回到上海,很快亲历了八·一三淞沪战争。民族革命 的号声激起他歌唱的热情,仅在八月内,他就创作了近十首诗歌,这些后来都编在 《战声》集内,这本诗集反映了全民抗敌的激情,表达了争取胜利的决心,充溢着 战斗的喜悦和力量。如《民族复兴的喜炮》写道: 上海的空中又听到了大炮的轰鸣, 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复兴。 《战声》集里的诗歌,虽因战争现实的紧迫和创作过程的急切,造成一些篇章 未及锤炼,在艺术上不免粗糙,但它却具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高昂的斗志和热烈 的情绪,它保留了作者从《女神》开始的创作中所特有的乐观和信念。这里既反映 了抗战刚开始时全民族普遍振奋的史实,也表现了作者本人刚刚回国,“今日归来 入阵营”(注:《战声·归国杂吟》)的兴奋心情。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一旦抗 战爆发,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注:《我要说的话》, 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二是具有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先锋战士所特 有的思想风度,和当时大多数诗人首先努力于具体反映民族的苦难或战斗的激愤不 同,作者善于从时代的高处,以政治的远见,对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作出思索 和表现。在这些诗歌中,涉及了长期抗战的思想(《抗战颂》),发出以战争求取和 平的号召(《战声》) ,歌颂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们》) ,并提出对恐日病的批判 (《血肉的长城》)等等。在战争的最初时期,作者即以诗歌形式指出这些问题,显 然具有独特的重要的意义。以后的很长时期内,郭沫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以 充沛的精力在国统区从事繁重的革命文化工作,他的创作活动则主要集中于历史剧 的领域,获得了重要的成就。诗歌作品留下较少,《蜩螗集》所收的一九三九年到 一九四二年这部分诗作,如同《战声》集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意义。随 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腐朽面目的日益暴露,作者的诗歌从抗战初期热 烈的歌颂、号召转为较冷静的揭露、讽刺,兴奋的心情也为深沉的义愤所代替。如 一九四年为重庆大隧道万人死亡的惨祸而作的《罪恶的金字塔》一诗写道: 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只有火,没有水。 《“双十”解》中的讽刺批判,恰恰与《战声》集中题材相似的《人类进化的 驿程》成为鲜明的对照,反映作者对国民党统治认识的发展。《第十八次“十·廿 三”》则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借鉴。这些诗歌在当时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斗 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曾经参加过《新诗歌》编辑工作的田间,很年轻时即开始诗歌创 作。他坚持忠于现实、富于热情、勇于创新的作风,经历了诗歌风格和形式的明显 发展,于抗战的烽火中锻炼成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诗人。 田间是安徽无为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早年在农村生活,一九三三年到上海, 后参加左联。他写第一部诗集《未明集》中的作品时,还不到二十岁。由于创作时 距长达三四年,因此这些诗作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们大多描写工人、农民、兵士等 受苦者的命运,含有真切的感情,又表达了作者反抗的愿望,也有一些则缺乏向往 和希望。在语言上,田间的诗作大多朴实明朗,可以看出他当时追求大众化,学习 民歌的努力,也有少数诗句比较晦涩欧化。但不论内容或语言上如何存在差异,这 些诗歌具有明显的特点: 出发于现实, 有所为而作。正如作者在《我怎样写诗的 (代序)》中写的:“没有诳语,诚实的灵魂,解剖在草纸上,……”这是对他早年 诗歌特点的确切的自评。 写于抗战前的集子还有《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中国牧歌》 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斗争,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日益深切的关心,诗集的 情绪比《未明集》强烈,反映生活也较为充实。作者热爱农村,呼喊着“田野,我 底母亲”(注:《中国牧歌·唱给田野》),向往农村中新鲜活跃的生命力。但侵略 战争给祖国农村、尤其是东北大地带来了苦难,诗歌发出了激昂的呼声,号召斗争: “在中国,养育吧,斗争的火焰”(注:《中国牧歌·走向中国田野的歌》),“射 击吧,东北的民众呵”(注:《中国牧歌·松花江》)。这些诗歌的句子是“燃烧”、 “粗野”、“愤怒”的(注:《中国牧歌·诗,我的诗呵(跋语)》),充满了对苦难 的抗议和反侵略斗争的激愤。作于一九三六年夏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共分三 部:《饥饿》、《扬子江上》、《去》,它以高昂的情绪,激动的语言,揭露和控 诉着农村中的不平:农民的饥饿,母亲的哭泣,地主的欺压,帝国主义的著杀……。 长诗以扬子江象征祖国和人民,呼吁它觉醒,号召它战斗,并相信“人民的春天” 将“踏着战斗的路回来”。长诗写作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要求日益高涨之际,民 族的愤怒,阶级的仇恨,都在诗中有所体现。通过对“农民军队”的歌颂,并“寄 托着对红军的希望”(注:《家》,1962年第4期《安徽文学》)。 和当时一些有成就的作者一样,田间通过这两部诗集,把自己的深厚感情呈献 给祖国的农村、原野,关切着农民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课题。这两部诗集也反 映了作者更善于表现的是激昂高亢的情绪、坚定强烈的斗志,但在当时还缺少凝炼 成熟的形象。 抗战开始后,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一九三八年初写的 《论我们时代的歌颂》(注:《给战斗者》诗集的《代序》),表现出他要为保卫祖 国的战士自觉地创作出“情绪饱满”的能反映现实苦难和斗争的好诗的愿望,并进 一步表示了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的决心。不久,他就去到延安,同年冬天,又过封 锁钱,以后较长期生活、战斗于晋察翼边区。在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间都是 当时街头诗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发起人和坚持人之一”(注:《写在〈给战斗者〉 的末页》,见1959年版《给战斗者》) ,他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曾经传 诵一时的《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 中国的高梁 正在血里生长。 在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了: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不多的诗行,就勾画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读者仿佛可以看到战 士枪刺上闪亮的寒光。它用形象启示人们:“正在血里生长”着的,不仅是长白山 下的高粱,而且有全中国人民心底的仇恨。这个骑着战马、挂着敌头,胜利归来的 义勇军,既是现实战斗中的英雄形象,又是人民内心希望的象征,给了读者有力的 鼓舞。田间这个时期所写的诗,很大一部分编入重要的诗集《给战斗者》,它们充 分体现了作者投身实际斗争后取得的新收获和诗风上的新发展。 《给战斗者》共分六辑,包括抒情诗、街头诗、小叙事诗等多种体式。其中尤 其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鼓动性强、被称为街头诗的短诗。如《给饲养员》: 饲养员呵, 把马喂得它呱呱叫, 因为你该明白, 它底主人 不是我和你, 是 中国! 后来闻一多谈论田间的诗作时,曾以本诗集内的街头诗《多一些》等为例,肯 定作者是抗战“时代的鼓手”,并指出他诗歌中具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欲”,“鼓 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注: 《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见《闻一多全集》(三) ,1948年开明书店版)。 这不仅是田间街头诗的特点,也是作者整个诗集的特点。 作者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将自己的诗笔紧密地配合着伟大的民族解放任务。 从诗集中可以看到,对于战争的责任感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而深入实际斗争的自 觉性,又加深了他对斗争的了解和热爱。诗集中洋溢着胜利的、鼓舞人的激情,唱 出了“中国的春天是生长在战斗里,在战斗里号召着全人类” (注:《给战斗者· 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 这样乐观的基调。写于一九三七年底的长诗《给战 斗者》,是具有代表性的好诗。作者曾说这诗是一个“召唤”,“召唤祖国和我自 己, 伴着民族的号召, 一同行进,我的希望,是寄托在人民身上” (注:《写在 〈给战斗者〉末页》) 。它以朴实有力的诗句叙述祖国受侵略欺凌的命运,歌颂人 民奋起抗战,号召人们“在斗争中胜利或者死”,指出“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 家要温暖,要明亮”。长诗表现了田间诗歌的重要优点: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充 溢着对伟大祖国深沉的爱。如诗中一段: 在中国 我们怀爱着—— 五月的 麦酒, 九月的 米粉, 十月的 燃料, 十二月的 烟草, 从村落底家里 从四万万五千万灵魂的幻想的领域里, 飘散着 祖国底 芬芳。 这是一首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饱满情绪的好诗,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诗集比抗战前的作品有明显的进展,尤其在它抒写了更为具体的战斗的劳苦者 的形象,他们离开村庄,去战斗,去“播种人类的新生”(注:《给战斗者·土地》), “从顽强的脸孔上,浮涌着战斗的欢喜,战斗的红笑,——因为她啊,也流了血为 着祖国”(注:《给战斗者·荣誉战士》)。特别是写于一九三九年的《曲阳营》等 多首小叙事诗,从各个方面写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战士、群众的形象,他们新的战 斗生活和新的思想面貌,写了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发展。诗作大多能表现出劳动人 民朴素而可敬的思想和战斗要求。这种新的人物和题材,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虽非 初见,但作者如此热情、如此不倦地讴歌,突出地反映了他在实践新的创作方向上 的努力。 在《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中,作者已开始在诗歌形式上作出新的 探索,到《给战斗者》,表现得更为成熟,即所谓“鼓点”式的诗行。作者善于以 精短有力的诗句来表现战斗的激情,又以连续反复的出现来渲染雄壮的声势,这精 短和反复,自然地在节奏上形成一种急促感,增强了鼓动性,有力地激起读者感情 的共鸣。诗歌形式与风格上的这种特点,与抗战前期的时代精神正相契合,因此产 生很大的作用。 同一时期,田间还创作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和《她也要杀人》两 部诗集。前者写于一九三八年三——五月,共二十五首,大多描写作者参加的党所 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斗争,战友们的活动等,充溢着深厚的感情,唯有 明确认识这些革命工作的意义、对工作满怀激情者,才能写出。如《播音》形象地 描写了歌咏队广播的政治意义,《你们到国境上去》为战友的远离抒情:“我祝福 你们底呼声,灌进沙漠……而且把睡眠的土地,从大风沙里唤醒。——让它看见我 们呵,为什么,要和仇敌战争。”优秀的朗诵诗《儿童节》正说明了作者当时在服 务团工作的实绩。 长诗《她也要杀人》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悲苦命运,从中反映了中国农 民在民族压迫下日益觉醒的历史真实。善良的白娘身受日寇侮辱,儿子遭害,房屋 被烧,她克服了死的欲念,拿起刀来,呼叫着“我要杀人”,奔走在旷野上。从求 死到斗争,从善良怯弱到刚强,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觉醒。作者充满强烈的爱 和憎, 向侵略者作了愤怒的抗议, 并且在广大受害人民身上寄托着信任的希望: “群众的火陷正在这边扩大着”,“在她底前面,中国的森林、大河、高山和人民 底田野道路……已经披起了战斗的武装”。 但可能受掣于作者难以抑止的情感,长诗中较多激动的呼唤、急促的跳跃,而 叙事诗要求的实感则嫌不足,人物形象不够明晰,缺少发展。她奔跑呼号,但不明 方向;她有仇恨,但孤独;她从极度痛苦中产生的略带疯狂的性格,未能提高到投 身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度,这就使本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斗争的纪录” (注:《写 在〈给战斗者〉末页》) ,却受到了损害。作者于一九五四年曾对此作了很大的修 改,基本上克服了这个缺点,增强了作品的斗争产感,人物的心理、性格也都可信、 健康得多。 抗战后期,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作者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上、内 容上都出现新的发展,它们体现于后面要谈到的《抗战诗抄》、《戎冠秀》、《短 歌》、《赶车传(第一部)》等作品中。 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诗歌创作的柯仲平,抗战后进入他创作的最重要阶段。他 不仅保持着早期固有的热烈的情绪,更主要的是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描写的人物题 材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开拓,抗战开始后作者较早去到延安,在认真创作的同时, 从事着其它的战斗活动、文艺工作。这种深入实际斗争的努力,使他的作品始终发 扬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长处,较少流露非无产阶级感情,这在当时比较知名的作者 中,是颇为少见的。 作于一九三八年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首叙事长诗, 不仅是作者的代表作品,也是当时诗歌创作短诗、抒情诗居多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 收获。作者在《边区自卫军》的前面写到:“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 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面前进。”两首 长诗体现出作者正是自觉地遵循着这个方向的。《边区自卫军》描写边区人民武装 捕捉汉奸的故事,歌颂李排长、韩娃等人机智、勇猛和纯朴的性格,也歌颂他们在 战斗中的成长,全诗洋溢着对于子弟兵的亲切感情,较好地反映了欢快的边区斗争 生活和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心。《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虽然只写了大队的 产生,未及描绘他们正面的斗争,但作者通过共产党员李阿根按照党的政策,团结 和教育工人,组成坚强的队伍等描写,突出宣传了坚持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 思想,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 作者写这两首长诗,都起因于听来的故事,但他并未拘泥于真人真事。如《平 汉路工人破坏大队》 中的人物, 就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典型”来写的 (注: 《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改版序》) 。作者虽非亲历其事,但他在根据 地这段斗争生活的实践,以及以前“有一时很接近工人” (注:《平汉路工人破坏 大队·自序》) 的经历,有助于补足这个局限,因此,所写战士和工人比较生动, 有鲜明的个性,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更是正面描写工人集 体行动的最早出现的长诗。 柯仲平还十分注意诗歌形式的大众化,努力采用和吸收民间歌谣、群众语言和 日常口语的长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长诗中不乏形象的语言、比兴的手法,节奏 也较明快整齐,易于诵唱。虽然长诗的不同章节在风格、水平上还未能保持均衡、 一致,成为较明显的缺点,但这种粗糙正和新鲜、活跃的特色一起,反映了较早尝 试中的得失。 作者还力求将创作与朗诵结合起来。早年写作《风火山》时期就曾尝试这样做, 抗战开始后作者更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两首长诗写成后,都经过朗诵的实践。 这个特点既反映了作者努力实现诗歌大众化的愿望,也说明了他对创作精益求精的 严肃态度。 在这一时期,柯仲平还写了一些短诗,后收在《从延安到北京》集内。数量不 多,但很有特色,艺术上比较完整。这些诗歌和两首长诗一样,情绪昂扬,斗志饱 满,革命精神充沛,具有鼓动的力量。如《告同志》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民主 剧团歌》、《“打肩”》等写出了作者对边区的爱和深入民间的热情,《延安与中 国青年》中感情深沉的歌唱,不仅为了广大的青年,也正是作者自己在延安的生活 和创作心情的抒发。 前一时期创作了《烙印》、《罪恶的黑手》等重要诗集的臧克家,抗战开始后 带着充沛的热情写下大量诗歌。《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等集子, 是较早的收获。作者当时正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亲历着前方的战斗生活,他感受 到时代的伟大精神,渴望自己的诗歌能随着战斗生活的深入,更好地表达出时代的 声音。他在战时第一首诗《我们要抗战》中即曾写道:“诗人呵,请放开你们的喉 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他这时的诗歌,自然地反映着热烈 兴奋的情绪,充满着战斗的希望和信心;又由于他在前方目睹了战士的牺牲,人民 的痛苦,以至汉奸的无耻,所以诗作中又时而流露出悲痛和愤慨的心情。《伟大的 交响》、《血的春天》等都是较感人的作品。前方的实际斗争生活,还给他的诗作 带来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真切地表露着对于祖国命运的责任感和战斗的抱负。 在不少诗作中,他对自己,也对青年战友们,提出了热诚的勉励。他在《别潢川》 中写道:“为了祖国,把生活浸在苦辛中,为了抗战,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其 它如《换上了戒装》、《为斗争我们分手》、《匕首颂》、《祖国叫我们这样》等, 都表现了这种战斗的意气。这些诗集,具有作者一贯的创作特点,如比较注意诗歌 的形象等,同时也如抗战初期不少诗歌那样,由于形势发展的急促,字句上一时未 能从容锤炼。作者以后曾严格地、详细地谈到这些诗歌存在着深入生活和艺术琢磨 两方面的不足(注:臧克家:《十年诗选·序》),但应该说,它们虽不象作者前期 诗歌那样精细、凝炼,却也别有长处,大体上比较奔放流畅,富于抒唱的意味,语 言也较朴素。 《淮上吟》包括长诗两首,纪录下作者一个时期的实际斗争生活,艺术上较为 精炼。 作者自己比较重视的是稍后的诗集《泥土的歌》 和长诗《古树的花朵》 等。 《泥土的歌》分三部分:《土气息》、《人型》、《大自然的风貌》,共五十二首, 作者日后曾称它“是我从深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最真挚的声音” (注:《泥土的歌· 当中隔一段战争》) 。还曾写道:“我就在这样乡村里,从农民的饥饿大队中,从 大自然的景色中,长成的一个泥土的人”(注:臧克家:《十年诗选·序》)。这些 诗歌不同于上述诗集,而与前期《烙印》等集诗作相似,抒写的是农村的生活,农 民的命运。由于作者的笔触回到他最熟悉、热爱的题材中,诗句大多具有生动的形 象,感情也较真挚、沉凝。如《手的巨人》、《海》等,都倾诉了对农民深切的爱。 但《泥土的歌》中又的确表现了比较古旧的感情,作者在《诗句》中虽然提到“有 愁苦,有悲愤,有希望,也有新生”,然而,诗歌中的希望、新生,大多还是比较 模糊的期望,对农民的歌颂,也较多停留在传统美德、甚或某些在新时代中应该变 化了的东西上,如近乎无抵抗的“牺牲”,沉默被动的命运等。正象作者在《海》 中写的:“我爱那红的心,黑的脸,连他们身上的疮疤,我也喜欢。”它们缺少在 当时激烈斗争形势下产生的新的性格。 作者本人后来曾几次谈到这个局限, 指出 “那种忧伤的情感, 和昂扬的斗争的真实, 相去又多么远哪……” (注:《关于 〈泥土的歌〉的自白》,见《文艺生活选集》之四《创作经验》,智源书局1949年 11月版)。《古树的花朵》是作者化了很多精力创作的五千行长诗,如《序》所说, 诗中的主人公范筑先是诗人“用自己的心血塑成的一个艺术上的人物”,这是在山 东省坚决抗日的军人,长诗歌颂了他组织群众、团结抗日部队、坚持战斗、最后牺 牲的史实。诗歌感情庄严深切,格式比较自由。但长诗创作,正当皖南事变发生后 不久,蒋介石反共高潮之中,这一重要的历史特点,未在长诗中得到必要的反映, 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认识不符时代实际,真正的抗日力量也未得到表现。这些极大地 影响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创作的还有《向祖国》集,收叙事长诗六首,其得 失也同《古树的花朵》相似。 抗战期间,何其芳从事诗歌散文等多方面的创作。《夜歌》集反映了他诗歌创 作的重要发展。 诗歌,是何其芳最早运用的文学形式。抗战以前的诗作都收在《预言》集内, 其中一九三二年左右写的最有代表性,当时作者二十岁,“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 柔的东西”(注:《刻意集·初版序》)。这些诗歌吐露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 分子的心声。他寻找和向往着人间美好的东西,尤其是爱情。他以赤子的热忱寻找 它,珍惜它,以至心都“颤抖”了,他只敢轻轻地歌唱,暗暗的试探,并且悄悄地 聆听和等待这美好东西的“足音”的来临,而没有热烈的追求。纵有,也只是在怀 念中或梦中。作者开始创作时就注意形式的整齐,音节的和谐,韵律的严格,特别 是诗的形象的描绘,以求意境的完整。所以这些诗歌大多具有细腻、缠绵而又低徊 的情调。但现实毕竟敲到了他“紧闭的门前”。在作于后几年的诗歌中,连青春的 向往也已很少,更多的是“成人的寂寞”(注:《预言·柏林》)了。即使还有“梦”, 也已失去了幻美,作者时时从梦中惊回,向现实投下一瞥,哪怕只是身边的狭小的 现实。写于抗战前夕的作品,开始感染了时代的气氛,作者已经领略到人间的苦辛, 诅咒战争,诅咒侵略者,写到了农村和城市的不平、痛苦。同时也开始改变自己诗 歌的美学要求,“再不歌唱爱情”(注:《预言·送葬》),“不爱云,不爱月,不 爱星星”,而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注:《预言·云》)。但明显地体现这种改变, 则有待于以后出版的《夜歌》集。 《夜歌》一开始就向现实呼唤。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是为了唤醒在一个应该觉醒奋起的时代的昏睡的现实,这也正反映了作者本人已从 早年的梦境中醒来。很快,他到了延安,此后的诗作,有了更明显的进展。写于一 九三九年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用炽热的感情、明白的口语歌颂了为民族牺牲的 英雄,这是他诗歌中前所未有的,受到人们注意。诗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写于一九 四——一九四二年。作者曾严格地指出其中有“旧我”与“新我”的矛盾,“旧 的知识分子的矛盾”(注:《夜歌·初版后记》)。应该说,这种矛盾是带着未克服 的旧我的思想感情奔向新的斗争生活时的矛盾,是文艺为个人的传统习惯与文艺为 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良好愿望的矛盾,这种矛盾就使他的诗歌纵然在进展,有时又 退让,挣扎着前进。但不论《夜歌》集里的矛盾如何明显,比起《预言》来,却完 全是别一个世界了。如同《快乐的人们》、《北中国在燃烧》等诗歌所反映的那样, 从自我到了集体,从梦境到了现实,从厚厚的墙内到了根据地的旷野,叹息变为劳 动、战斗、歌舞,星、月和云变为燃烧的烽火,这是很大的发展。只是当作者歌颂 到革命的意义和理想时,往往好象失去了时代的、阶级的实感,而代之以快乐、美 丽、诗意、光辉、谐和等比较抽象的向往。 当然,时间不同,情况也有变化,如一九四年的五支《夜歌》就较多地反映 了这种矛盾:既“喜欢做着一点一滴的工作”,又“喜欢梦想”;既“快活地爱好 我自己”,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既“要起来到工人们中去”, 又是“我什么地方也不去”。而一九四二年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 多么广阔》等十首短歌,则都有明朗向上的调子,歌唱现实,歌唱群众,歌唱青春, 也歌唱自己的革命变化,即使偶而写到过去的苦难,也都能在现实的鼓舞下洗去忧 伤。这正反映了延安的革命环境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当时其他很多作者在描写着现实的变化,何其芳似乎更多地在细致地 剖析着这变化的现实中,一个要求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内心的发展。在他的诗中, 总有自我的心在跳动,虽然有时只是较小的天地中的悲喜哀乐,但他却总是真心实 意地对待它。他的创作接受时代的影响也许缓慢些,但他又总是十分殷切地积累着, 他的诗歌和其它文字充满了恳切的思索和自我否定。这预示着以后扎实的进展。这 些诗歌虽然生活思想内容不一定很饱满,但充溢着作者的热情,爱和恨,否定和向 往,又由于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较明显的艺术特色,因此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读 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是罕见的。 光未然的朗诵诗当时曾被人广为传诵,特别是他那些配曲的歌词,更得到广泛 的传唱。一九三五年八月,光未然在武汉发表了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诗 篇《五月的鲜花》。作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写道:“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 掩盖着烈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抗战爆发 后,光未然参加了火热的抗日救亡宣传,他日睹民族的灾难,敌人的凶残,人民的 奋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延安创作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诗篇 一开始,作者便借黄河上船夫拚着性命与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象征中华民族和日 本侵略者的生死搏斗。接着,诗人歌颂“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的“伟大坚强”, 用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面对奔流不息的黄河,作者深 沉悲愤地“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日寇入侵,百姓遭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但是,在黄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祖国优秀儿女,决不甘心当亡国奴,在万山丛中、 青纱帐里,他们“端起了洋枪土炮,挥动着大刀长矛”,为“保卫家乡!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向敌人勇猛冲杀,讨还血债。黄河发出的怒吼,是向全 中国、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黄河大合唱》全诗气魄雄伟,震撼人 心。诗人通过巧妙的联想,把黄河的形象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使黄河的流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黄河的波涛响彻着时代的声音。《黄河大合 唱》经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 就象风暴中的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魄。”(注:郭沫若:《序〈黄河大合唱〉》) 一九四年,作者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的低政治气压下,又在重庆写出了 长篇叙事诗《屈原》,借历史故事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 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强烈要求。在四十年代的群众民主运动 中,光未然还写了一些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的政治讽刺诗。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 使光未然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感人力量。作者惯于为朗诵或制曲而锻句,他认为 “诗歌的语言,主要地不是诉之于视觉,而是诉之于听觉的”(注:五月花·后记), 因而很注重语言的简明和音响的和谐。 力扬(1908—1964)有诗集《枷锁与自由》、《我底竖琴》、《射虎者及其家族》。 由于作者选录较严,所以连同解放后出版的《给诗人》集内新辑入的作品,总计长 短诗歌仅四十余首,其中绝大多数于抗战期间。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创作认真,极 少粗糙之作。作者为抗战时期的诗歌留下了切实的成绩。 这些诗歌,感情深沉而并不低徊,高昂又不流于浮泛,反映了一个要求革命的 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斗争生活的严肃的思索、愿望和理想。艺术上注意形象的手法, 语言朴实清新,富有感染力。 抗战开始,作者首先将自己的诗情付与动荡的战斗的祖国,歌唱人民“在风暴 里勇敢地扭继锁链……呼唤着新生的太阳” (注:《枷锁与自由·风暴》) ,欢呼 “春天终于来了”(注:《枷锁与自由·太阳照耀着中国的春天》)。在长长的战争 岁月中,作者始终“用最清脆的、最美丽的声音,谱着各式各样的歌曲”,诉说着 对祖国的“衷心的爱情”(注:《我底坚琴·爱恋》)。即使抒写个的眷念,也都升 华为对祖国、对革命的热爱(注:《枷锁与自由·同志,再见》)。作者长时期在国 统区的大后方,面对腐朽衰败现象,能坚持乐观的信念,“迎着翩翩而来的黎明” (注:《我底竖琴·黎明》),既播种希望,又播种斗争(注:《我底竖琴·播种》), 走着冬天的道路,瞩望着春日的回归(注:《我底竖琴·冬天的道路》)。这种乐观, 深刻地联系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他遥想着延安的“幸福” (注:《我底竖琴· 茅屋》) 。作者这时还在不少诗章中抒发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职责,如《雾季诗抄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我底竖琴》、《给诗人》等。在《短歌》中,他写道: “我把自己的生命磨成匕着;把人民的声音当作最宝贵的经典;向明天歌唱而前;” 他的很多诗作,正是表现了这种为人民战斗的深情。 作于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表现出感人的 力量,是诗人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出现的较优秀的叙事长诗。它写出旧中国一个农 村家族的“悲歌”,他们终生勤劳而惨苦,身后留下的唯一的遗产,就是强烈的永 远的仇恨。这仇恨中虽也纪录着生活的艰险,自然灾害的磨难,但更主要的,是地 主阶级的欺凌压迫。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样,长诗感情纯厚真挚,语言沉实有力, 在不平与控诉中,还带着寓意深长的询问: 我是射虎者的子孙, ……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这是作者面对现实斗争时发出的激越的心的呼声。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 说:“当我现在重新读着在那些日子里所写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仿佛重温了我底生 命的那一段历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幽暗的铁窗,狱吏的皮鞭,一切伪善的狞笑着 的吸血者们的形象,心头上涌起了仇恨。”(注:《给诗人·前记》)显然,“射虎 者的子孙”的仇恨,已不仅属于一个受压迫剥削的家族,而是属于整个阶级和时代。 比上述作者稍晚开始创作的袁水拍,这一时期作有诗集《人民》、《向日葵》、 《冬天冬天》等。作品总的数量虽不多,抒写的内容却较广泛,如祖国在日帝侵略 下的苦难生活,香港九龙等殖民地的悲惨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要求等。不少诗歌 还反映了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歌颂了苏联人民的英勇业绩。诗歌情绪比较饱满, 有激愤的抗议,也有忧伤的沉思。由于诗作大多能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这大背景下 落笔,所以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较强的政治性。一九四一年写的《寄给顿河上的 向日葵》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歌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幸福的生活和 胜利的斗争,并从中向往着苦难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法西斯压榨下的,喘不过气 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和信 心……你和我离开得这样远,可是我——朝朝夜夜将你思量。你的心,我的心,一 样向着太阳!”作者这一时期创作中,已出现少数政治讽刺诗。这方面的才能在他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作的《马凡陀的山歌》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青年诗人和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 克图(原名才春嘎,1914—1973)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他的诗在蒙族人民中较有 影响,曾出版诗集《知己的心》、日记体散文《沙原,我的故乡》等。他不满黑暗 的现实,渴求民族的富强,但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朝鲜族诗人李旭,也是在 抗战初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黎·穆塔里夫,尤其取得了显 著的成就。 黎·穆塔里夫(1922—1945)是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是抗战 时期维族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热潮中开始文学创作,以全部 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各民族的团结,歌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猛烈 抨击日寇、汉奸和民族分裂主义者,遭到反动当局杀害。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 许多用血泪凝成的爱国诗篇。《中国》、《祖国至上,人民至上》以及散文诗《她 的前途光明远大》等,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决心为祖国自由解放而战斗的激 情。他在《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一九三八)一诗中,歌唱革命的人生和各民 族的团结,向往祖国现代化的前景:“文化科学洋溢在祖国,被压迫者求知的欲望 象浪涛般沸腾”,“处处都听到汽笛的轰鸣”和“飞机的歌唱”……。《斥民族主 义者》引用民间谚语“离群的会被熊吃掉,散伙的会被狼咬死”,表示要用刀一样 锋利的笔“戳破民族分裂主义者的眼睛”。诗人响亮地高呼:“让各个民族都携起 手来,撒布团结的种子。黎·穆塔里夫的诗具有雄伟的气势和高昂的格调,《给岁 月的答复》(一九四三)唱道: 战斗的人们追随着战斗的岁月, 一定会留下他战斗的子孙, 昨晚为幸福而牺牲的烈士墓前, 明天一定会布满悼念的花丛。 他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唱战斗的幸福,强调斗争的深远意义,这是对伟大的抗 日战争的崇高礼赞。除抒情诗外,他还创作了四幕诗剧《战斗的姑娘》,表现抗日 游击队的战斗业绩,歌颂延安,歌颂毛泽东,歌颂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以热情的 诗句抒发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对汉奸的憎恨。由于受斗争环境和个人条 件的限制,黎·穆塔里夫的作品有时显得不够凝炼,但许多作品都显示了他过人的 艺术才华。他的作品当时在新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喜爱和重视。 上面说到的诗人,只是在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方面成绩较显著的。除此这外,还 有不少作者,也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鼓舞下拿起诗笔。如过去较多写小说的王 统照,此时作诗集《江南曲》中的大部分,写祖国江南在侵略战火下的苦难。冯至 在几乎十年很少写诗后的一九四一年,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一个责任”,作《十四 行集》二十七首,抒写与自身“发生深切的关连”的人和事。卞之琳作《慰劳信集》 二十首(后编入《十年诗草》中),与他过去诗作有很大不同,大多描写战争现实中 的兵士和群众,他和冯至一样,都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的完整。戴望舒和徐迟等此时 也都有诗作。 另外,一些团体、刊物等都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早在战 前即积极从事诗歌运动的中国诗歌会,从抗战开始后更努力于诗歌的提倡和创作, 蒲风、 任钧等都写了不少诗歌, 充满了战斗的激情。王亚平有诗集《红蔷薇》、 《生活的谣曲》等,诗歌形式多样,有朗诵诗,叙事诗,也有抒情小诗,题材大多 围绕战争生活,具有炽热的爱国之情。又如胡风主编的《七月》半月刊,于一九三 七年十月创刊后,坚持了较长的时间,成为抗战时期较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不少 知名作者为刊物撰写作品, 前面已提到的诗人中, 也有一些人,特别象田间,在 《七月》上发表了很多作品。胡风日后还曾编过《七月诗丛》,辑入一些较好的诗 作。他本人也有少量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