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兴高采烈” 平心静气地想,自建国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 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 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 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瘤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朝鲜战 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吐气扬眉。东欧虽然闹起了波匈事 件,可我们安定如常。相形之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 是最足以自豪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党、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啊!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国家所有举措, 大都得民心,顺民意。知识分子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如花妙笔,大力歌颂形势大 好,海晏河清。像我这个从一当兵就被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 的吗?没有!很高兴,很放心。我若想跟上形势,有所作为,只有更深地埋头于我 的长篇,我的人物。 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 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看一 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 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成熟,人 民更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 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 也一再呼唤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 谁个——尤其是知识分子,哪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经够伟大,但还存有缺陷, 还有阴暗面,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 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凡开会就提倡“畅所欲 言”,再三再四地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抓辫 子,不打棍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 如果一批就倒,马列主义也就没有用了。还画出一幅美妙的前景来:“要造成一个 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 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说得如此好听,如此恳切,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 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叶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 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么不激动人心! 我甚至想到了当年的整风参考文件——苏联话剧《前线》,这是个揭露苏联自己阴 暗面的戏,它批判前线某些高级指挥员顽固守旧,压制新生力量,致使红军遭受了 重大损失。当时新华社发表文章说,苏联在正遭德国法西斯重创的时候,公开上演 这样的戏,是她自信有力量,不怕批评的表现。当前,我们迎面没有希特勒,全国 人齐心向党,党还要发动批评,以疗救党的疾患,可不比当时的苏联更伟大吗! 有一天,胡可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特别兴奋。我问怎么了。他说,刚听了毛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哎呀讲得真好,毛主席水平就是高!”胡可是全 国人大代表,有资格亲听毛主席的讲话,他的兴奋,他的幸遇,都使我啧啧艳羡。 只过几天,我也接到通知,去听毛主席这个讲话的录音。我高高兴兴地跑了去,发 现会场很多人都把本子铺在膝盖上,一面听,一面与自己的记录对照,他们早听了 非止一次了。他们在追求一份更完备的记录。我的手一向较慢,又是录音,又是湖 南话,记得很糟糕,很生了一场自己的气。 毛主席亲自出马,亲自动员,苦口婆心,竭尽热诚,必是想到了1945年在延安 回答黄炎培的那段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那个“其兴也浡焉,其亡也 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现在,正是毛主席为此而大展宏图 的时候了!所以他才如此热情地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以便发动全国人民,发扬民主, 倾心吐胆,帮助党把风整好。毛主席尚且如此,我辈小子,有何德能,逢此开明盛 世,眼望光明前景,真是觉得太幸福了! 恰在此时,部队上却出了个“四人文章”事件。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 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下子被毛 主席指为:跟中央“双百”方针唱反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甚至说,解放 军开来了四个团,要对“鸣放”进行阻止云云。瞧,反对“鸣放”的“左”派们, 遭到痛击,不是给“鸣放”政策上了双保险吗?凡对“鸣放”心存疑虑的人们,还 有什么可犹疑观望的呢?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 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 无太大关系。即使扯到国家大事,也多有言不及义的。直到反右了,才有人总结说, 创作室一周左右的“鸣放”,“攻击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一日“肃反”, 二日统购统销,三日反苏反共。其一是指,有人在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中挨过整, 心存委屈,“鸣放”时有所抱怨,如公刘。其二,有的家属从农村来信说,“卖余 粮”卖过了头,挤了农民的口粮,有的地区不得不“返销”。其三,新来的秘书吴 占一,东北人,很年轻,给陈沂部长当过秘书,大概从上层风闻到中苏关系有变化, 便来“鸣放”说: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东北时,到处强奸妇女,乱拿老百姓的东西, 还拆走了我们好多机器。这些话,其实只能算作“闲篇”,没有谁把它当真的。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 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 他就丢下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 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小说《雪山英雄》,出 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厉,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 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像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 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 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 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 了他们! 反右时,樊斌成了创作室当头第一名,说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证据就在 “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 若论我在“鸣放”中的表现,倒是个十足的“左”派,不但没有一句错话,还 把三大“攻击方向”批驳了两个。从“左”的立场上说,真称得起是我的一份“荣 耀”。我说,“肃反”确乎伤了一些人,可也把一些人的问题弄清了,譬如我们华 北军区整张志民,整得他几次哇哇大哭,连书信、日记都翻查了,最后结论是没事 儿。既没事儿,他就用不着背个不清不白的“包袱”了,这不也挺好吗?我这话的 内涵是:我做过除奸工作,深知有些“嫌疑分子”的档案中,存有长久弄不清楚的 “问题”,本人也许全然不觉,但在知底人看来,其“包袱”是极为沉重的。诗人 张志民之被肃,是由于公安部的两条检举:一日在逮捕胡风时,他在门口“探头探 脑”;二曰从胡风家中抄出了他的书信一封。假如没有把他“整”一通,想落个清 白档案,是不大可能的,何况检举者是公安部呢。 至于“攻击统购统销”,创作室最大的反驳“权威”就是我。我刚刚亲自办了 三年的农业合作化。三年中,按照党的文件仔细观察,确乎发现不少“新富农”苗 头,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多数还留恋新民主主义,不愿、也不满 农业合作化,因而成了合作化的绊脚石。党之所以发动“卖余粮”运动(即统购统 销),就为给“新富农”们一个沉重打击,绝了他们拿粮食去“投机倒把”剥削别 人的路。我甚至拉扯上我的父亲,说他解放以后,小日于蒸蒸日上,就忘了旧日苦 楚,正顺着“老富农”的发家路线,兴致勃勃地寻求发财呢。若不把他的“路线” 掘断,怎么会规规矩矩去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这话,说得丁丁当当,被驳 的人只好哑口无言。 为此,当反右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创作室有个同志在惊愕之余, 指着我说:“徐光耀,你小于这回又闹对了!”我听了,还真觉得又经住了一次严 峻考验呢。 大家已经“兴高采烈”得差不多了,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上,主任虞 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 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 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 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 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 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从陈、陈、马、鲁“四人文章”,忽然想到部长陈沂。 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 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 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 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 右的战鼓,又过了八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 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 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 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 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 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 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 拳头往腰后一藏,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 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的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 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 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 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1977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 恍然大悟。 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 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 “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 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 们越有利益。”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5卷425页) 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 中国读书网小草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