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定命 吞列“重点”的我,从8月斗到10月,仍未结束。当然,在我之后,还“花插” 着斗了黎白、沉默君、白桦、吴占一干人等。美术组因为发现了艾炎、何孔德等人 也在反党,分出去单独斗去了。艾炎当时我不熟,后来在农场一块儿“改造”,接 触渐多,才知道他的冤案“纯粹”得奇怪。但是,竟无人敢一伸手指为他“翻案”, 致使这位文天祥的嫡传子孙,在左权将军牺牲的战斗中纵身跳崖的壮士,也跟着我 们苦海翻腾二十二年。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学《跳崖壮士》,发表在《人民 文学》上,此处就不再交代了。 一次次“坦白交代” , 一次次“深挖狠批”,所得结果,总是“不坦白”, “不老实”,“继续对抗”,“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向党彻底投降”……祖宗 三代,亲戚朋友,社会关系,历史表现(当然专找坏的),都翻得底儿朝天了,还 不行,怎么办呢?真是心急如焚啊。有一天,实感无路可走,便鼓鼓勇气,找到胡 可,请求给我个好好的帮助,指示我“怎样才能把自己挖深挖透?”谁知胡可把手 一甩,悄悄着急说:“我帮你?我还有八条呢!” 这不但出我意料,也大感诧异,忙问:“你?你怎么会有八条?” 胡可伸着指头,一项项数给我听。果然,若真把这八条一亮,按当时“标准”, 胡可也真就没逃儿了。譬如,八条之一,“鸣放”时,有人说,《解放军文艺》没 有什么人爱看,不如交给地方去办。胡可曾表示,这意见并非不可以考虑;之二, 虞棘下过“死命令” 之后,胡可也写了“鸣放”文章,投给《解放军文艺》。但6 月8日《人民日报》 社论一出,他同魏巍一起把稿撤回了。但创作室仍将该二稿的 校样翻印,创作室每人发一份。其中当然有“反党言论”;之三,“鸣放”时有人 提到,什么地方有人正议论“同仁刊物”,我们是否也探讨探讨。胡可也说,这倒 不失为一条思路;之四,又是在“鸣放”会上,胡可曾说,何直(即秦兆阳)的文 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认真下过工夫的,这样的文章不多见。当时, 秦兆阳已在报上“点名”了,同意他,自然是呼应右派,大罪一桩……可惜事隔四 十多年,“八条”仅记得这么多了。但就是这么多,不告便罢,若有人一“捅”, 则反对党办军队报刊,主张“同仁刊物”,攻击党的文艺政策,与地方右派内外呼 应等等罪名一加,也就难逃“法网”。 胡可正心神不定,自身难保,我还怎能死死缠他,只得快怏而回。回屋细想, 胡可的天性不能与艾青相比,艾青洒脱灵通,可以满不在乎;胡可却是精慎谨细的, 有这八条压着,必然日日夜夜翻肠绞肚,陷入巨大煎熬之中。如此下去,他会熬个 什么结果出来呢?这种感染来的担忧,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忽想到一个传说,不禁 另有所悟。据说,某些领导人有一套带干部的“绝活”,方法是:先把干部当根大 葱叶子狠命揉搓,直到揉去所有筋骨,变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摊”,柔若鼻 涕,然后再往葱管里吹口气,使他满精神地“支棱”起来,那么,这个干部就很好 使唤了。在挨斗初期,我也曾想到过这一“绝活”,但在饱尝被“围歼”的滋味之 后,才又有了新的觉悟。我固然被揉搓得差不多了,可揉搓我的人们,又何尝不也 在“被揉搓”;我自然没了筋骨,而别人的筋骨,还在正常保持着吗?所以,整人 必须用“运动”的法子,“运动”来,“运动”去,那相关效应就自然翻番,真正 是“让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也许你日后仍能“满精神地支棱着”,可脊椎骨呢? 还在原处直立着吗? 在斗争会上始终严肃认真,很是敬业的,印象中有位陈某某,他是总政文化部 文艺处长兼《解放军文艺》主编,上校,分工在创作室“蹲点”,绝大部分会都参 加的。他讲起话来也很严肃,但因身份关系,轻易不开口,开口也只出题目让你答, 他不作结论,如:你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是否把背后的活动都揭 露出来了?还有哪些不敢见阳光的?与党的关系怎样?只某些问题有矛盾,还是经 常有矛盾?文艺上你要求绝对自由,不要党干涉,那要谁干涉?……明眼人一看就 懂,这些问题都是有答案的,所以还提,若不是猫对耗子的“逗弄”,就是心存城 府,以防言多有失、失足落水了。此人曾名列“四人文章”事件,也可能还在“心 有余悸”,但后来在“文革”中不知怎么“很来劲”,颇“走红”了一阵,却又不 明不暗地隐没了。 那位副部长提的问题虽叫人难受,毕竟还有回旋余地。相形之下,魏巍便要直 截而正面得多了。魏巍那时是我们创作室副主任,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已三四 年,在室里声名显赫,很为大家敬重。在文联大楼会议上,曾代表十七位部队作家 “讨伐”丁、陈。他的多次发言中,有两次给我震动最大:一是批判我的《海阔凭 鱼跃》。我原文中有一句说,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可以用他认为最好的任何 创作方法去进行创作。魏巍在发言中针对这一句说:“你把党当做破鞋子一样扔掉 了。”我听了真吓一跳,心想,如果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座,也会发毛吧?因为我 这句话,原本抄自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是为了强调一下,加一括 弧并其中六字而已。我以为,共产党员是不应排除在“任何人”之外的。所以,比 较起来,《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一文的两位作者就慎重多了,她们批前批后, 批左批右,扣我“绝对自由化”’的帽子,就是不把这句话拉出来示众。 魏巍批我的另一件,是说我在杨成武兵团时,提倡“鸡抡太主义”,并解释说: “这是一种极为反动,极为腐朽,极为可耻的主义!”这简直是掀天揭地之文,我 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罪该万死了!不得不进行垂死挣扎式的剖白。大约终 是靠了真实,侥幸没有再被追究。 到了1957年11月2日,当是“梳辫子”阶段了,魏巍又有一次发言,分量甚重, 系统性、权威性、结论性十分明显,是经过充分研究、准备的。原话较长,只能提 纲撮要,录其大概,以见一斑。 他开头就说,要彻底弄清我的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反党?吞吞吐吐的承认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二、“与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是不是偶然的?”他逐条 分析,说我在“检查”中只一味侧重与丁、陈的关系,虽然重要,但很不全面,应 该联系历史上的问题全面检查。 丁、 陈问题“只是你的问题的总爆发”。又说, “畏惧”反党帽子是没有用的,结论不会按你的愿望去作,越不觉悟,越需要搞透。 不搞透,便会觉得冤枉。冤枉,会成为一个消极因素存在你脑子里,这不利于改造。 丁、陈集团如果在五五年搞透,他们就不会又在今年犯错误了。又说,你至今还想 保持自尊心,吴祖光的小家族内部是没有自尊心的,你的自尊心,只说明你和党还 有很大距离,反骨还没有彻底击碎。 下面,进入“反党是否偶然”的正题。 他接着说,在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上你当然是反党的:“四大件”(即给作协 党组的信,《海阔凭鱼跃》,给陈企霞七百元,把第二笔钱隐瞒——徐注)只是表 现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实质是你内心的情感,从情感上早已是丁、陈的走 卒了。反党不反党,有一个明显的比较,比较一下党和丁、陈之间,你是站在哪一 边的,心中有党还是无党,是丁、陈近还是党近?事情就很清楚了。比如给陈企霞 送钱,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支部问你,还隐瞒一笔,这还不是心中无 党?给党组的辩正书最严重,你真有党的观念,为什么不反复思考?为什么没有充 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这还不是张狂地向党进攻吗?! 你心中无党,是否有丁、陈呢?给丁玲的母亲送花圈(我没有给丁玲的母亲送 过花圈,此话不知从何而来——徐注),那情感之深,观念之深,不得了!你把对 丁、陈的忠心来对党,可就要打八十分了。可惜,你心目中的丁、陈就是党,是你 具体的党,你的上帝,你希望的寄托。卖身投靠是最可耻的!所以,你做个党员就 很成问题了。 联系当时的背景,今天重温这个发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严肃认真的、 深刻的、严正的,也是最革命的。就内容,就方法,就逻辑,就其哲学高度和整体 意义看,都折射着那个具体时代的特有风貌,很值得后世子孙受用和借鉴。若视为 “胡乱骂人”,那就太轻率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这句话,措词相当谨慎,透着欲说服旁人的商量语气。 但含意明确,就是要开除我的党籍。我的命运,大概此时已然注定了。 概括我全部罪行的“四大件”,赫然居其首的仍是给作协党组的那封信(魏巍 称之为“辩正书”,大约是跟丁玲向中央告状时附的“辩正材料”归到一堆去了)。 为这信,我曾屡屡奇怪,斗了几个月,发言如此之火,却没有一个人拿它进行条分 缕析地批判。但凡提起,只当成“猖狂向党进攻”的证据,一句带过,从不说它错 在哪儿了。连魏巍也只说“不反复思考”,“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更无 其他。相比之下,倒是《海阔凭鱼跃》屡遭鞭挞,颠来倒去从中找我的立场、观点、 世界观。最后在报刊“点名”了,它仍是惟一的靶子,其余“三大件”,竟不涉及。 老实说, 我私心对此很觉不公, 为什么不把我的全部罪状都拿出来?把它们通通 “亮在阳光下”有什么不好?干什么把本来的“四件”藏起“三件”?特别令人费 解的是:定我“右派”的主要罪名,是“给丁玲翻案”,而拿到社会上去批判搞臭 时(报刊点名) ,又说我是“修正主义思想”——当然,这只是一时的闪念,从8 月斗到11月,连我练就的“皮”也已瘫软,哪还能想个究竟啊。 事情终于到了“头”,在我又交出一大本子“自我检查与交代”之后,会上宣 布:从即日起,徐光耀还要继续检查,继续反省,想起新的问题,随时向党交代。 无事不要出门,需出门时要向党小组长请假。阿弥陀佛!这就是说,我已被“斗熟”, “挂起来”了。 回到家里,一头栽在枕上,只感到一阵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疲乏,浑身上下, 像是一滩烂泥。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如此的脆弱。 ------------------ 中国读书网小草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