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意外的“苦果” “挂起来”的滋味,原先想,总比挨斗轻松一点吧。开头两天,倒还可以这么 说,但时间一长,那份人骨钻心的煎熬,是常人绝难领略的。我三十二岁,正血气 方刚,参军入党,都已二十年。二十年中,无一日一时是没有任务可干的。哪怕站 在生死交接线上,都在为肩上的任务而追求;精神和思想,就在这追求中保持平衡 和奋进, 从不知什么叫做失落感。 这次可不同了。所谓“继续检查”,只是把你 “闲”起来的托词。“扫穴犁庭”几个月,底儿早朝天了,哪还有什么“检查”要 “继续”?不给任务,不准出门,无会可开,无话可谈,不能交往,更不能去娱乐 场所,这就么“闲”啊,“闲”啊,“闲”你个百无聊赖。 为免涉嫌其他,最好的法子是读书。于是读啊读,读过今天是明天,读过旧年 是新年,到1958年新春了,妻子大学毕业,被分去河北保定。大女儿由她带走,交 岳母去抚养。二女儿不满周岁,由保姆王阿姨代管。这个小孽障很“闹”,虽也能 造出些乐趣,却无论如何不能替我分心。书,读了一大堆,字,数了万亿行,却把 脾气读得越来越躁,越来越坏。屋里的东西全成了“仇敌”,看见椅子也想踹它一 脚。忽听说,一起挨斗的人已有“处理”了的,便去问党小组长胡可,我怎么样了? 胡可特别沉得住气,说,别着急,安心学习吧,有了准信儿,一定告诉你。 受心里一串又一串疙瘩的缠磨,脑子里的“战斗”越来越强烈:我反党?可真 要把党反倒了,我往哪儿去呢?蒋介石回来,不就是专拣我这号儿的杀吗?……丁 玲本事大,把党反倒了,她能当主席?她能指挥全国?……渐渐的,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着,一度小有恢复的体力,又加速度地消损下去。再也憋不住了,又去问 胡可,可胡可仍是那两句话。我想到了抗战初期的锄奸科,那时对付狡猾的犯人, 曾用过“熬鹰”的法子:让犯人坐在一根根子上,也管吃,也管喝,就是不让睡觉。 四十八小时过去,犯人会从棍子上掉下来。当重往根子上架他的时候,他在你手上 就睡着了,那情景,历历在目。现在,要把我熬到几时呢?在焦躁到顶点时,曾小 声对自己喊: “枪毙我算了, 省得慢慢熬死!”后来《小兵张嘎》上有句台词: “在这儿,都快把我憋炸了!”来源就在此时。 终于熬出两件很可怕的事。一是,当我把十二大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全部 读完,想回忆一下书的内容、总结几条收获的时候,发生了大怪事:十二大本,几 十出戏,我竟一个字也忆不出!连人们常说的莎翁最高成就“四大悲剧”,也是一 片茫然。这一骇真是非同小可!我的脑子呢?脑子哪儿去了?我到底怎么了? 正自焦虑狐疑,叉腰在门后望着院子发痴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蹒跚着走来了。 她刚学会走路,想是来找我玩玩儿的。但我隔着玻璃却恨恨地想:我正不知死活, 你还来添乱!岂不真是个催命鬼吗?正当她伸手抓门,就听我一声大吼:“滚!” 她抬头见我那张狰狞的脸,唬得回身就逃。她,两只小手扬着,跌跌撞撞,失魂落 魄,最后扑在对面的台阶上…… 我盯着这一切,忽地热泪盈眶。我想,我必是疯了,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疯子”?使我又一骇。我跌回椅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疯了,就不如死 掉。死掉,妻子儿女彻底解放,可自去谋生;而疯了,就会粘连牵累她们一辈子, 既失劳动能力,又要给家人、朋友、街坊,甚至派出所,增加没完没了的负担。受 人民白白供养,却到处惹是生非,那实在太可怕了! 昏茫茫,只觉眼前一片漆黑…… 忽又想,能不能找个解脱呢?死,简单得很,方法有的是,真心寻死,没有人 能阻止得住。剩下的问题是能否治疯,绝不能去疯人院,那等于已经死了。还有别 的法子吗?突然,我想到了前年读过的译自苏联的《普通心理学》,上面曾提到: 人在经历巨大打击和挫折的时候,神经不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能发生精神分 裂症。在这关键时刻,人要控制自己,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当时读到 这里,觉得好玩儿,就特别留心了一下控制的法子,于是记住了八个字:“集中精 力,转移方向”。 就是这个“八字方法”,使我看到了曙光:如果心里老为“把党反倒,我往哪 儿去”打仗,就会越陷越深,无法拔救。只有把全部思虑投放到一个新的焦点上, 才能从火炕里逃离出来。可这个新焦点在哪儿呢?读书?已证明全无用处,看戏看 电影如何?以戴罪之身去溺于娱乐,岂非更是“跟党对抗”?逗孩子?找朋友?… …都不能拴住我的心,也不现实。其实我很清楚,最有效的“集中精力”便是创作。 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就被否决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年月,怎能写文章? 又熬了三两天,再三搜索枯肠,依然毫无结果。晚上,盯着灯光又想:自杀, 不也是死吗?写文章,一口血喷在桌子上,也是死。过去搞创作,总嫌时间不够, 总嫌开会、学习,干扰太多。现在,大块时间摆在面前,你不写,是没有出息,自 甘堕落,谁又干涉你来呢?这样一想,眼前灯光忽然变大,心里喊:干! 决心既下,第一步是先找题材。给自己定个规矩:不管写啥,一定要轻松愉快, 能逗自己乐的,至少能使眼下的沉重暂时放松。这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平原烈火》, 其中有个小鬼“瞪眼虎”,出场时,曾是挺活跃的,可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没 啥事可干,最后只得蔫儿不卿的结束。一位老战友看了批评说:“你怎么把个挺可 爱的孩子写丢了呢?” 那好吧,现在就把他抓回来吧,能逗我笑的就是他。 于是我大敞心扉,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广撒大网,尽 力搜寻,桌上放张纸,想起一点记一点,忆起一条记一条,大嘎子、小嘎子,新嘎 子、老嘎子,尽都蹦蹦跳跳,奔涌而至。由于我不喜欢自己的老实刻板,从幼年便 把嘎子当做楷模,注意多,观察多,交往多,“嘎相”储藏也相对较多,尤其抗日 时那些嘎不溜丢的小八路们,竟伴着硝烟战火,笑眯眯地争先赶来。不多几天,那 具有情节功能的嘎人嘎事,竟拉成一个长长的单子。我把单子从头细看,加以去粗 取精、编排调整,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子形象,便站在眼前了。啊,我的孩子,啊, 我的救命恩人!在紧要关节的时刻,你真的来了呀! 再没什么可迟疑的了。稿纸铺开,心神收拢,开始描画。为怕组织上怪我又不 “老实”,连胡可、杜烽也一律保密。但我写的是电影,而非小说,原因很简单, 写小说必须细抠语言,一字不妥,心下生腻,多处不妥,读者会半途把你甩了。而 细抠则须下细工夫,太累了,当时的体力已经担不动。而写电影呢,语言粗糙些关 系不大,导演能看懂就成。对话虽要求精彩,却又越少越好,这些省劲多了。总之, 写作目的是“集中精力,转移方向”,能把我拉入写作就好。 感谢苍天,感谢捷普洛夫的“八字方法”,写作一开始,情绪就变了。各路英 雄纷至沓来,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化装袭击,狭路埋伏,端楼打点,越墙掏窝,一 派神出鬼没、灵动壮美的活跃景象布满眼前,它们所引起的激情,是可以压倒一切 灾难的。老实说,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环境下,我们坚持武装抗战的整个斗争,就 是一场嘎子式的游戏, 斗心机, 斗智慧,斗谋略,斗谁的“鬼点子”多,我们的 “小米加步枪”正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写嘎子,无须发愁生活的枯竭,抗战史实, 永远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一开始写就相当顺利。由于思想和情感的激扬和专 注,情绪也似又上了当年的战场,连睡梦中,也枪炮轰鸣,杀声震耳。什么“反党” 啊,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食量于是增加,睡眠于是安稳,眼里消灭了“金花”, 红润又回到脸上。写到高兴处,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在屋里飘飘然旋转起来, 简直忽然之间又变成另一个“疯子”了。 若深究一下,是什么力量使我顺利地“转移方向”了呢?简单说,就是战争中 的党和战争中的老乡啊。抗日战争长达八年,日寇不但握有特别巨大的优势,也格 外残暴凶狠,对剿灭共产党是始终竭尽全力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那种局面下 坚持斗争,真是苦极了,险极了,残酷极了,千千万万的先烈,把尸骨铺在大地, 血流成河;可活着的人,照旧“把脑袋掖在腰里”,迎着雷暴,拼死冲杀,没有一 个是为升官,为发财的。老乡们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他们才肯,也才敢不怕烧房 砸锅,不怕妻离子散,亲你,爱你,舍生忘死地支持你,保护你。如果不是这样的 好党,老百姓只要向你一闭眼,日本鬼子的铁扫帚马上就会把你扫个精光,连芽儿 也冒不出来。而处在那等恶劣的环境中,战士们仍能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活得理 直气壮,就凭着那点忠心,那点信仰,那点正义感和一派浩然正气啊! 当然,那时偶尔也有老百姓骂骂共产党的。可这些骂,能极快地上达高层领导。 当时的决策者们,不是忙于抓人惩办,而是先检讨自己,探询根源,找出群众之所 以不满的所在,坚决下令纠正错误。被人传为美谈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 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而真正打动群众之心,换得他们亲爱的,就在这些地方啊。 历史推移,千百沧桑,真理只有一条:只有真正的军民鱼水情,才有人民的更无私, 战士的更英勇。两者映照激发,才形成如虹正气,遍地英雄。 说到英雄,我在朝鲜战场上碰到一位营教导员,抗日时认识的,他问我:“你 干什么来了?”我答:“采访英雄来了。”他听了,长叹一声说:“真正的英雄全 死光了,剩下些半英雄不英雄的,成了英雄!”是的,这话我很理解,冲在最前头 的,总是最先中弹啊。可那最英雄的千万先烈的骨殖,早已化为泥土,除个别幸运 者外,谁还记得他们呢?但他们的精神还活着,他们创下的业绩和优良传统还活着, 这个传统,可以使一个党在危难中起死回生,是伟大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魂! 我又“回到了”抗日战场,精神和情绪一下子都“拔”起来了。于是就“忘” 掉了眼前的一切。尽管断言我八十分的忠心给了丁、陈,可七八万字的《小兵张嘎》, 能从其中找出“反党”的影子,或者挨整右派的影子来吗?这不是葱管里吹了气, 是先烈们的英灵在敲震着我的良心和神经啊! 顺利的写作,忽在中途碰上技术性的“拦路虎”:在“嘎子”坐了禁闭之后怎 么出来的问题上卡了壳。 按常规, 这地方必有一套思想政治工作,道理不仅要让 “嘎子”服,思想上还得有新提高。而“嘎子”是不轻易服人的,话不人耳就会辩 论,如在电影上开起辩论会来,这戏就没法看了。我是个急性子,仅仅憋了两天, 便灰心了:电影这东西咱没搞过,又不曾受过训练,“行行不是力巴干”,何苦来 呢?还是回过头来写我的小说吧。 这时体力已有相当恢复,觉得可以在语言上下工夫了,于是搁下电影写小说, 毕竟有点底子,居然一鼓作气,一月之间把小说拿下来了。起初题名《小侦察员》, 总感不顺,最后定名为《小兵张嘎》。 小说写完,再拿起“电影”看看,觉得就按小说的路数往下“耪”,也可勉强 成戏。于是电影剧本也在以后的十多天中完成。“撇斜”一点说,也可叫做一箭双 雕了。 关于创作方法,似也值得说几句:过来人当记得,当时文坛,到处是禁忌,凡 执笔为文的,无不战战兢兢,何况反右一来,文网大张,人人动辄得咎,胆战魂飞。 但我反正已经“头朝下”了,写作只为自救,不为应时,还管那些禁忌干什么!惟 有联大老师肖殷的一段话,始终是我注意追求的。他说,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 写人的性格。性格,由个性和共性两者组成,而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因他 说的是“最终目的”,脑子里曾连转几弯,所以印象较深。现在写“嘎子”,抓个 性成了我方法上的头等大事,即:凡符合“嘎子”个性的,就拼命强化、突出;凡 与“嘎子”个性无关的,戏再好,也予割弃,即或“冲犯”了什么,亦在所不惜。 这一条看似简单,但从效果衡量,恐怕还算说得通的。 ------------------ 中国读书网小草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