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1) 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从1962-1966 年" 文革" 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规模虽远远无法 与" 文革" 以后相比,但仅就它动员了将近百万人这一数字来看,就已绝不是如 今天有些人所以为的" 人数不多,影响不大" 了。这支百万大军的主体,是大中 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于此点,中央曾有过明确的规定,1963年年初中央 文件称: 安置对象必须坚持中央规定的条件……学生是指1961年以来毕业没升学就业 而又具备下放条件的;闲散人员是指历年精简下来没得到安置的职工和1960年毕 业未升学就业的学生,家庭妇女( 男女双方下放者例外) 等其他人员不包括在内。 安置对象应限于家居大城市的精简职工和学生。大中城市的界限,暂按经国 务院批准设市的17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不够10万人口的工矿区为标准,这个范围, 不能扩大。《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批转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 工和学生的安置计划落实会议的报告和落实的安置计划》,1963年2 月8 日。 可见,作为安置对象的知青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应届毕业的学生,另一类, 就是我们在第三章曾经论述,后来也间有提及的社会青年。而无论是哪一类,他 们与" 文革" 时期大批下乡的知青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只是城 市青年中的一部分人。在有相当数量的人可以升入大学,还有一部分人可以留城 就业的前提下,下乡知青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属于被城市" 抛弃" 的、位于 社会底层的青年,像上一节所述那些能够升学而自愿下乡务农的人,只是极少数。 与50年代相比,这时的年轻人,心头已经平添几分压抑,虽然他们都是在红 旗下长大的,却依照出身不同而被划成几等。这一情况在宣传知青典型时已很明 显,人们很少注意50年代知青典型的家庭出身,没人去理会徐建春、吕根泽的父 母是否是贫下中农。但1964年以后就不同了,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子弟,采取的是 不同的宣传方式,甚至有些知青典型就是因出身有代表性而被树立的。所以我们 在论述当时知识青年的构成时,也不得不将他们的出身考虑在内,甚至部分地以 出身作为划分他们类别的依据。 (一)干部子女 在当时的宣传中,干部子女的概念是相当广泛的,其中包括了高级干部,也 包括一般干部,甚至还有老红军、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他们中很多 人在未能考上高一级学校时,也加入了这支下乡知青的队伍。早在1963年就有报 道:"(在知青中) 有元帅的孙女,有将军、老红军、部长、省长、市长、市委书 记的子女,有' 革命妈妈' 陶承同志的孙女。" 《下乡上山是千万知识青年的方 向》,《中国青年》,1963年第23期。以后则为数更多。 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干部子弟,主要还是指的高干子女。 " 文革" 以前,高干,按规定是十三级以上干部,以下则为一般干部,但我 们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当时绝大多数生活在北京。 " 文革" 前上山下乡的高干子女典型,最著名的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 良翮和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之子万伯翱。 万伯翱1962年于北京育才中学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此时国家已经开始动 员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北京市也已经有一批中学毕业生被安置到近郊区国 营农场,这些农场离城都较近,条件相对说也比较好。但他的父亲万里却认为儿 子需要离开家,离开父母,到更远些的地方去,一切从头学起。于是,1962年9 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下到河南西华国营黄泛区农场的园艺场,参加农业生产。 后来著名剧作家曹禺曾在文章中提到此事说:"1962 年他被父亲送到河南农村锻 炼,首都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伯翱大约是第一人。" 吴欢:《京城一少》,《北 京晚报》,1994年4 月4 日。说是" 第一人" 并不准确,但他作为北京最早到外 地农场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又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可算得是开风气之先的 人。 1963年9 月,《中国青年报》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为题,报 道了此事,提到万伯翱通过一年的锻炼,尝到了劳动的辛苦。同年11月,万伯翱 在该报发表给青年朋友的信《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1964年9 月22日,他又在 《河南日报》发表文章《到生活的激流中去》。1965年4 月,该报又刊登了万里 给儿子的信《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和万伯翱给父亲的回信《用双手去为人民造 福》。在这些文章中,都提到他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炼,思想上得到了升华,从而 更加了解和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等等。同时,特别提到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尤 其是春节时不准他回京,要他留在农场与农民一起过年等事,在社会上和青年中 都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万伯翱后曾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体育》杂志副总编辑,有多部电影、电视剧问世,著有文集《三十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