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3) 从概念上说," 红五类" 子女指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 的子女,我们将一般干部的子女也包括在这类人之内。这些人,本应该在人民中 占大多数,可是实际上,由于当时搞的阶级划分总以" 宁左勿右" 为原则,总要 搞得" 纯而又纯" ,所以真正达到所谓" 根正苗红" 标准的,至少在城市中,只 是少数。按照当时的宣传,他们将来是要接班的,而他们的家长,也应该在知青 家长中起带头作用。所以,带头送子女下乡的革命家长典型,就常常出现在这些 人中间。这些家长中,有的是自觉这样做的;也有的是迫于压力;更有一些,则 是按照宣传需要被粉饰一过,已经无法得知其本来真相了。 在他们中间,当年最响亮的一个名字是赵耘。他的父亲,是天津市的一个处 长。 赵耘是1957年最早到农村落户的那批城市中学生之一。在天津十三中读书时 就已经入党。初中毕业后与天津市首批自愿下乡的100 余名初中毕业生一道,下 到河北省宁河县军粮城" 共产主义之路" 高级社( 即后来的天津市东郊区军粮城 公社) 落户。当时对他的宣传特别强调说,他的父亲非常支持他,将他的名字改 为" 耘" ,取" 不重金银重耕耘" 之意。当年与他一同下乡的中学生中,有好几 名都是处长或其他干部的子弟。 他时时以一个干部子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几年后,当上级准 备将这批下乡青年安排去当小学教师时,他也曾犹豫过。是留下来还是和别人一 起去? 去有去的好处,他最不愿意做饭,这一去就可以吃食堂了,再说做小学教 师不也是党需要的吗,也还是留在农村,怎么能算逃兵呢? 可是他又想,临来时 和父亲谈过话,表示既然过来了,就一辈子干农业了,我是自觉自愿来农村的, 现在我又想了些什么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安心在农村待 了下来。并与一同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李秀敏结了婚。 1962年春,赵耘转到苗街三队任生产队长,有的社员听说他父亲是天津的一 个处长,恨不能借他这个关系多给队里办点事,如搞点化肥、机器之类,都被赵 耘一一回绝。据他说:" 我初当队长时以为最大的困难是不懂生产,没想到迎头 碰上的是阶级斗争。我反复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人不满,说我是政治队长。 有人乘我到区里开会的机会,在乱稻草里裹上稻子,打算搞瞒产私分,被我发现 了。我马上向大队党总支作了汇报。" 有些社员因他反映情况而骂他是" 奸细" 。 1962年前后的农村,情况相当复杂," 瞒产私分" 其实是农民对上面一些极左做 法的抵制。其他一些所谓的" 阶级斗争" 现象,也往往是被人为夸大甚至制造出 来的。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不可能了解如此复杂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凭着在 学校学来的一套大道理,在农村横冲直撞,与" 落后势力" 开展坚决斗争,而当 时被极力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宣传,无疑对青年的这种做法 是一种激励,在" 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成骨干、充当先 锋,结果与农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的事例是很多的。这也是" 文革" 爆发后很多 知青在农村待不下去只得返城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知青中也不能排除有想借 此机会达到个人目的,而置农民疾苦于不顾的人。 赵耘看到和他一起下乡的伙伴,有的初来时不习惯,后来开始适应了乡村生 活,拿上了工分。他们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点小天地,盖了新房、置了家具, 买了无线电和自行车,开始安于热炕头的小日子。赵耘感到很痛心,尽管有人有 意识地和他疏远,他却主动去接近他们,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重新树立革命理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