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节:一谁改造谁?(1)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周恩来曾经设想,要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进行15年。他大概 料想不到在他讲话后仅仅几年,会爆发一场" 史无前例" 的" 大革命" ,安置工 作脱离了原来设想的轨道。但也许是巧合吧,从他讲这番话的1963年算起,15年 后就是1978年——我们知道,这正是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走向高潮,中央即将 下决心把这一工作结束的时候。如此说来,这场运动果然进行了15年。 " 文革" 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它的结束,并不是如周恩 来当年预期的那样,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控制了人口的发展。但我们可 以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一切变化,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按照原来的方案 实施,它就真的能进行下去而且得到成功吗? 事情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尽管这一愿望有时是非常良好的。 到" 文革" 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不仅安置城市知青工作的各种问题已日渐显露, 农村回乡知青中出现的问题也令人颇感不安。上山下乡的动员,已经初现难以进 行下去之虞。 一谁改造谁? 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大背景,也就是说, 指导这一工作的理论是否正确、可行;二类是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 一般来说,知识青年可以分为两类,即家在城镇的下乡知青和家在农村的回 乡知青。在下乡知青中,又因去向不同,可分为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和到国 营或集体所有制农场以及兵团的两类。他们由于地位不同,境遇不同,面临的问 题也不尽相同,当然,就其问题的根本性质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前面已经多次分析过,解放后一次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质性的原因 都是经济问题,具体说就是人口与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些应归结于决 策上的失误,这里所说的失误指两种,一种是指导性的:如计划经济使城市就业 门路越来越窄、对农村人口的长期禁锢等;另一种是政策性的,如解放初期的片 面学习苏联,盲目发展重工业,更如1958年的" 大跃进" 。但还有一些,则是所 有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如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等问题。这里且 不说" 大跃进" 以后,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下,已找不到比精简城市人口 更迅速有效的缓解危机的办法,就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格局无从更动的前提下,想 通过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他们寻找一条广阔的就业出路,这一方案至 少从动机来说,也还是积极的;而通过组织在城市找不到任何出路的部分青年上 山下乡,来探索这一方案实施的可行性,更是无可指摘之举。至于我们前面所谈 到的每一次动员知青下乡,都要从意识形态上开路,不过是解放以来一切行动都 要如此的习惯性做法。 问题在于1964年以后,安置工作被涂上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 第七章谈到过,从这时起,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被作为一场改造一代人的 政治运动,作为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必经之路。基本理论是:知识青年要革命化, 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在现阶段主要是与农民相结合,更进一步说,是与贫农下 中农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消灭" 三大差别" ,而这是从社会主义进入到共产主 义的必然途径。 这个理论看起来冠冕堂皇,但知识青年只要到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就立刻 会产生与这一理论相悖的各种疑问,这常常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危机,结果必 然是信仰根基的动摇。 (一)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 上述一整套理论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知识青年若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农 民相结合。1967年12月,毛泽东更将这一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叫做" 接受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 对于回乡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到农村后,最感困惑、最难 以接受的,往往就是这一点。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让我 们向农民学习什么?"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写给他的中学老师的信中说: 农民个个互相包庇,互相嫉妒,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 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干活拣轻怕重,还不讲卫生。这种 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过不惯。从这,我更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 严重的问题在 于教育农民" 这句话多么深刻了。要提高农民的觉悟真是不简单的事哪! 这封信写于1958年初。显然,1964年以后,报刊上是不会再公开发表这样直 率的文字了。但即使后来树立的知青典型,也仍然存在这一问题。黑龙江省的知 青典型胡建良在回忆自己初下乡的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初到那里,我看到的尽是些落后现象。比如,有的人干活收工时,随便拿队 里的土豆、胡萝卜;有的人干集体活不积极,起早贪黑地在小块荒地里打转转等 等。看到这些,我觉得这里的农民真是" 自私、落后、保守" ,和我在小说里、 电影上看到的农民差远了,没有一个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也没有一个像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和曹茂林那样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