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金钱给我的大喜大悲 信海光 19岁时,我从北京一所著名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了。外地生源想获得北京户口 显然不可能,当时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江苏老家,父母已为我找好一家不错的 新闻单位;再就是丢掉档案留在北京打工。不顾父母的苦苦相劝,我选择留在北京。 通过两年的在京生活,我深深知道北京的机会是多么多,尤其对做新闻的来说更是 如此。 在我们学校,如果你不要北京户口的话,找个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容易的,几乎 天天都有人来贴招聘启示,通过这种方式,我选择了一家非常著名的大报的新闻专 题部,简单的面试后,我被正式录用,当然,我仅仅是被这家报纸的一个部门聘用 了而已,但我当时万万想不到,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竟然成了金钱的奴隶, 踏进了一个怪异的行业。 一铁锨下去,就是一座金矿 工作后我才了解到,新闻专题部并不做日常的采访报道工作,它的职能是“策 划项目”,这个词一开始令我迷惑不解:我们不是广告公司也不是广告部,却怎么 做起项目策划来?部门领导姓吴,他说:“我们做的工作可称‘软新闻’或‘软广 告’,以新闻之外壳行广告之实,为报社创造一点收益。”这种行为现在称作“有 偿新闻”,一般的新闻院校在课堂上讲职业道德一节时肯定会提到,但当时是1996 年,“有偿新闻”远未像今天一样大行其道,尚属新生事物,所以我听了吴主任的 话以后仍是不太明白,要说真正的了解应该是从第一次行动后开始的。 刚上班半个月,新闻专题部在该报四版开了一个专版,叫“在改革中腾飞的某 某省”,吴主任召集全部门员工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动员我们到地方上去采访, 当然,接受我们采访的单位应该根据刊登稿件的版面大小赞助一定费用,而我们也 可以从中获得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稿费。吴主任巧舌如簧说得大家热血沸腾,有一 句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领导需要了解,人民需要成绩,地方需要宣传,报社需 要资金,你们需要富裕,我们这件事于党于国于民于你于我都有利,何乐而不拼命 为之?”现在想起来这位吴主任实在是个能人,因为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像他这样善 于鼓动的领导,而且,他的策划也实在是非常周全,我们每个采编人员都配备有报 社的介绍信、名片、工作证、所赴省某领导的批示(这一条尤其重要,是我们受到地 方热情接待的保证)、所赴行业某领导的批示,有了这些,根本就毫无失败之虞。所 谓的批示一般都是在当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顺手批的:“某某报社记者将到 我省采访改革开放成果,望各单位予以配合。”等真到了那省,那些地方官员可就 搞不清省领导的重视程度了。此后我再也没遇到哪个项目有如此完备的条件。 几十个人分赴全国,我去的是H省。如果只谈经历的话,H省之行即使现在想起 来都令我充满激动之情。我只带了1000元钱,栖身在当地一家中档旅馆(当然几天后 就有单位给我安排了住处)。开始时我带着领导批示每天奔波于该省各大厅局之间, 除了采访就是“便餐”,当然我不会找厅局长要赞助,我只是要求他们给我推荐几 个所辖效益好的企业(写推荐信盖章),然后去采访、收费。顶头上司介绍来的大报 记者,谁敢不买账?况且企业自身也需要宣传,H省之行出奇地顺利,稿费竟拿了近 10万元!而此时我才刚刚19岁。 回到北京后我发现这个“行当”简直就像掘金矿,那次出去的人几乎全都满载 而归,巨大的利益驱动力使我对工作充满热情。无可否认,那个时期是有偿新闻的 “黄金时代”,媒体参与的少,善于操作的更少;企业有钱,更有巨大的宣传热情, 不用费力说服每月就能谈成几笔。算下来,当时我几乎每月有六七千元的收入。 从没有这么有钱过,我每天都生活在兴奋当中,已完全忘记自己当年做新闻的 理想,只感觉自己真是有钱。记得当时我在家乡报了本科的自学考试,考试前一天 我坐飞机回家,隔天考完又飞回来;同朋友合租的房子被盗了,我一气之下就跑到 燕京饭店住了一星期。 独自“创业”的“黄金时代” 工作几个月以后我看出了一点门道,做这个行当自己当“主任”比当“采编” 赚得要多得多,因为“采编”只是从自己的业务额中提成,而“主任”却是从整个 项目中获利,当时,要一个项目有上百万的流水毫不困难。开始同我一起干的人已 经有几个出去单干了,而且听说他们当中已经有人买了自己的车。在一次宴会中, 我认识了李总,一家行业报(G报)的副社长,他极力邀请我去该报设立一个经营部门, 正好我手头已经有了一点积蓄,就辞职去了。我成了该报信息部的主任,也是该报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主任。虽然称作主任,但报社并不给我提供任何东西,用报社的 办公室要付租金、电话费(多为长话)我要自己负担、部门人员工资也要由我付,我 并没有觉得这样有多不公平,因为其他任何人做也都是这个待遇,相反我还得到了 某种满足感,毕竟,除了这个行当内的人,外界都当我是货真价实的主任,父母对 此也很高兴,昔日同学更是万分羡慕。 我没有吴主任的雄才大略,报社招牌没人家硬,也搞不到什么批示,只能按常 规操作:从报社承包版面,然后立项,一般是找一些社会热点,响应宣传趋势,比 如股市热了,我就搞一个“中国上市公司巡礼”;外企香了,我就搞一个“与跨国 公司对话”。然后部门的几个女孩子就开始打电话、发传真联系。那一阵子简直是 我最忙的时刻,天天立项目、查资料、开会(给女孩子们开会,我得鼓动她们的工作 热情)、与客户谈生意。但形势并不见好,主要是我太年轻没有经验,无法找到好的 切入点,再就是做这个行当的人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大家纷纷压低价钱 争夺市场。企业对此也见多不怪了,据说某地两个厂长一起吃饭,席间闲谈互相炫 耀自己的影响力,A厂长得意地拿出报纸一张,上称A厂是该地最大纳税企业,不想 B厂长也令秘书取出了同一份报纸,上称B厂是该地唯一产业支柱,而且版面更大! 如次这般一久,企业自然对“软新闻”丧失了兴趣。 “软新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形势不好,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有 关部门管理越来越严格,我们的操作方式只好也越来越隐蔽。积蓄在一点点减少, 当时每月光电话费就达4000元左右,眼看此景,我只能干着急。 新年过后,机会终于来了。这年春节,山西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假酒毒死人事 件,社会反响非常强烈。一时间,白酒企业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在一次交谈中, 一家著名白酒厂家的老总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要是你们媒体能站出来为我们正名 就好了。”听者有心,我连夜赶写了一份名为“百家白酒企业质量宣言”的策划书, 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报社老总手里。对这个项目我直觉上感到有戏,于是不等报社 批下来我就让部里的女孩子试着打电话联系,效果果然不错,不少白酒企业都非常 感兴趣。剩下的事情就是等报社、主管部委批准盖章了,可是半个月过去了,报社 公文一直没下来。此间我们已经联系到有50万元左右的可到款,有的企业甚至也已 经急不可耐,来电催我:“你的项目什么时候开始搞,要不要我们现在就汇款?” 当时我们跟报社的合同是50万业务额以下四六分,80万对半,100万以上则是我六他 四,而现在刚刚开始就已经有50万的意向,如此算来,这个项目我获利40万元是没 有问题的。那段日子一天到晚我脑子里除了工作就是想买汽车,在我眼里,汽车肯 定能买了,问题只不过在于是早买还是晚买,是买辆桑塔纳还是买夏利。 快乐消失了,却没有留下尊严 做梦也没想到对我的致命一击竟来自报社,主管领导没有批准我的计划,理由 是这个项目与报社的行业职能相差太远,难以操作。我据理力争,但终于是没有说 服他,只好放弃。煮熟的鸭子飞跑了,整整一个月我都痛苦不堪。 信息部继续惨淡经营,我以前赚的一点钱此时已全部投入进去,并且开始拖欠 报社的房租、电话费。一天,我坐在办公室翻报纸,却发现Z报,一家与质量监督关 系很密切的报纸也在做“百家白酒企业质量宣言”的活动,其内容与我的策划如出 一辙,我一下明白了当初老总为什么不批我的项目:他自己要拿去用!经过打听, Z报已经把这个项目做了上百万。一时间我万念俱灰。 适逢当时国家开始了机构改革,G报社所依附的主管部委被撤销,G报社被其他 机关接管,立刻失去了其原来的行业权威性,继续开展活动的资本大为减少,这彻 底打消了我东山再起的念头。有钱时购置的一些资产:IBM电脑、HP激光打印机、传 真机、手机等全抵了欠下的租金与电话费。 就像做了一个发财梦,我投入了一个至今定义不清的行业,成功过,小富过, 幻想过,破灭过,最后终于净身而出。那时我才十九二十岁,却从没来得及谈过恋 爱,在金钱的压力下,面对它所给予的大喜大悲,我殚思极虑,头发都掉了一半多, 经常彻夜无眠。而所谓的工作,除了金钱带来的荣耀以外毫无快乐与尊严可言,在 那一年多里,我说的甜言蜜语,话里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比此前十几年之和还多。 那年夏天,我决定继续读书,选定报考了北京一所新闻院校的研究生。奋斗一 冬,终于在1998年夏天如愿以偿,这一次,我拥有了北京户口。 我发誓从此以后我会绝对忠于我的职业。原本我就非常喜欢它,可后来却受不 住金钱的诱惑,去竭力扭曲它、败坏它,我真的很后悔,毕竟,金钱并不是我的理 想——它仅仅是我的一个幻想,为了一个幻想,我失去的太多了。我之所以把这段 经历写出来,也是因为,在今天的新闻院校或其他大学里,我的某些同学和师弟师 妹仍然在不时地受到类似的诱惑,我有必要使他们了解一点真相,为他们的选择提 供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