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规范化 同志们,大会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难题,让我来作关于语言规范化的报告①。我 的发言,因为没有时间写出来,只好想起什么说什么,其中有些好的意见,是我听 别人说的,在这里传达一下;不成熟的意见是我自己的。语言规范化的问题很难谈, 因我不是语言学家。 今天有两个大运动,一是汉字改革,一是语言规范化。 简单说几句关于文字改革问题。在文字改革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作家 们一致拥护。文字改革的方法是不求规范化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字改 革是一个过渡的办法。我们将来一定是用拼音文字。方块字难处很多:难认,难念, 难懂,难记,难写。过渡期间,消灭汉字不行,那么办就天下大乱了。文字改革就 是让汉字简单一些,让它容易认些,容易记些,容易写些,省一点力气,这是必要 的。一个外国小学生学了五年拼音文字可以差不多能认、能念、能写一点简单的话。 我们的文字既是那么难,小学生读过五六年书,还不易写好简单的文字。不是有一 度要把小学六年制改成五年制么,结果没有改,主要是文字不易掌握,非六年不可。 汉字非常顽强,怎样记也记不住。看到它不认识。这是知识传播的很大障碍。有些 生字,甚至大学毕业生,甚至我自己也是见到不认识,瞎蒙,常常念错。一个“斤” 字加上“走”旁念“近”,加三点水就坏了,不能念“近”音了。 因为汉字发展的历史是复杂的,所以简化汉字就应原来怎样现在还怎样,不要 硬造一套新字。如“鸡”、“难”、“观”等字,一个“又”加一个“鸟”念“鸡”, “又”代表“奚”;“观”字一边是“雚”,与“奚”并不一样。可是我们人民自 古以来,只要写不上来就写个“又”,我们今天不必再去改正。又如“擬”现在改 成“拟”,要是规范化的话,凡是有“疑”旁的就都应变成“以”。可是“癡”简 写为“痴”,“礙”简写为“碍”,相沿已久;如果力求规范化,把“痴”写成 “疭”,“礙”写成“石以”,谁认识呢?不要勉强统一起来,用不着,行不通。 文字改革不规范化,因为汉字历来就不规范化,谁也说不清楚汉字是怎么回事。 人民用惯了的就对,不可硬改。所以文字改革是一种革命的改良,而不完全是革命, 假如革命会引起混乱。 简字实行以来,成绩很好,首先是小学生高兴,因为第一课“开学了”的“学” 字的上半只要三点就行了。工人也是非常高兴。简字稳步前进,一批一批发表,假 如一下子都来了,人们认起来就有困难。可能有些人不大喜欢简字,觉得不美观, 看起来别扭,这没有关系,看惯就不别扭了。 语言规范化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它有一定的目的。文字改革是过渡的办法。在 没有实行拼音文字之前,不能让汉字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简化一些。为推行拼音 文字,我们要创造条件,忽然用拼音字是不行的。 语言规范化就是为拼音文字创造条件。这包括三方面:(一)语音,假如不预 备下标准音,实行拼音文字便没有用处。我拼北京音,你拼福建音,他拼广东音, 各人拼各人的一套,拼音文字便没有多大用处。(二)语法,一句话怎样说,动词 在哪儿,名词在哪儿,必须有个规矩,要不然写出来就费解。(三)词汇,玉米又 叫包谷或棒子,如果不解决这个纷歧,拼出来还是彼此不懂。所以,只有这三方面 都规范化,我们才有实行拼音化的可能。 现在说语音,政府已决定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这不是说北京音比其它地方音好, 而是必定得有个标准音。世界上都是这样:苏联以莫斯科音为标准,法国以巴黎音 为标准,英国以伦敦音为标准。五六百年来,相沿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这是历史事 实。如让全国人民投票,大家一定投北京音。属于京音区域的范围也广,它是唯一 的“候选人”。现在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北京音实在是全国人民的声音。推广 北京音,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一个极伟大重要的任务。我们在政治上 有了空前的统一,语言也应该这样,这才能配合上社会主义的建设。所以在这个问 题上大家无须争论到底北京音好不好,北京音完全不完全。我们要有信心推广它。 语音似乎与作家没有多少关系,其实不然,因为一个作家一方面也是公民,应该学 习。所以,今天我发动我们大家学习北京音,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应该带头。 在诗歌需要押韵,这就须用标准音。如“陈”“程”二字用京音读,有显然的 区别,在南方就不分。现在不分没有关系,但以后小学生都学了标准音,你仍“陈” “程”不分便行不通。所以作为一个公民,和作为一个诗人,我们都应该开始学习 标准音。我希望全国各省市文联和文艺团体都应该发动学习,特别是搞戏剧的。这 次话剧会演,有许多演员语言不标准化,语言不规范化,仍说他们本地方言,受到 批评,观众听不懂。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学北京音并不是说学北京话,所以现在不说推广北京话,而是推广以北京音为 标准的普通话。所谓普通话,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我们许多有名的著作,是用这 种普通话写成的。我们现在的报纸刊物是用这种普通话的,而不是用广东话或福建 话的。普通话不是北京话。北京话是普通话里的一部分。过去,如要进京见皇帝, 首先要学官话,大家往往拿《红楼梦》做课本。现在的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 是用国家法令来推行的。这是件大事情。为什么这样办?因为汉语在某些方面是进 步的语言,有力量的语言,它简单,说的人多,约有五万万左右;但另一方面,它 又不很成熟,因为它有很多方言,不统一。语言纷歧是建设祖国的很大的障碍。我 们要冲破这个障碍。 说普通话应注意语音,不要拿自己的方音来说普通话。 普通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在发展,所以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推广。念 北京音是绝对的标准,而基础则与标准有别。这就是说,普通话还在发展,音要固 定,话却还在发展。刚才说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即拿我自己京话来说吧,几十年 来,它天天在变,愈变愈普通。我小时说的北京话,与现在说的可以说很不一样。 我们在运动中也不强禁方言,我们只是应该大力宣传。让大家认识学习普通话的好 处和必要。 方言中能作为普通话的即可提升,纯粹土话就慢慢消灭。大家公认的词汇就存 在,不公认的慢慢就消灭。就是说,普通话应该与书面语言联系着发展。我以前写 的作品土话很多,现在我不那么乱用土语。不要舍不得土语,珍惜土语对我们民族 语言的发展不利。 普通话有几百年的历史,逐渐吸收了各地来的营养,所以成为全民族的,能够 共同使用。现在报刊所发表的东西都是用普通话写的,而不是用苏州话或广东话。 这种普通话通行全国。《人民日报》通行全国。这种话是普通话,不见得是北方人 写的,但大家公认这种东西。小说和剧本里用的方言土语还很多,应该力求规范化。 我们不应该把方言的价值估计过高。以前我就是这样,觉得方言土语表现力强。事 实上,这并不正确。《龙须沟》里土话非常多。《西望长安》里土话就少得多了, 而并不见得表现力就薄弱。 我们不预备强迫消灭土语方言,但它一定会消灭。我们对普通话的推广努力越 多,方言土语消灭就越快。 规范化是不是强迫大家按一个公式说话呢?这是误会,不是的。特别是我们作 家,我们要保存自己的风格。规范化是要遵循语言的法则,不说错话。我们根据法 则说话,扩大规范化的影响。“五四”以后,有的作家摹仿欧化语法,这不妥当。 我们今天应根据我们语言的法则来写作。这样一说,我们若再乱用方言土语,问题 就严重了,因它不符合民族利益。现在有些作家喜用方言土语,这是与规范化背道 而驰的。作家没有乱用语言的自由。不争取规范化就是落后。我们应要求在文章里 不犯错误。编辑有责任纠正稿子,让它规范化一些。 语音是以北京音为标准了,词汇、语法的标准在哪儿呢?这是个问题。关于词 汇,我们急需一部词典。语法的书也迫不及待。就是北京音也有不同的念法,如 “波”字、“舍”字都有不同的读法,所以科学院成立了语言审查委员会,来确定 字音。至于词汇,我们说了一辈子的话还不知道汉字有多少词。以玉蜀黍一名词来 说,即有玉米、棒子、包谷、珍珠米等不同的说法。统一词汇是艰巨的工作。 我以为写小说、诗歌、戏剧等等应该力求语言通大路——普通化。我们从人民 那里取得语言,然后去加工。我们支持普通化,帮助普通话发展。我们不应随便运 用欧化语法,这不通大路,一般人不那样说话。我们要求怎样写怎样说,书面与口 语一致。当然这要求太大,可是我们应该这样要求自己。现在我们的口语与作品中 的语言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不好的。我们希望将来每个人说的话写下来就是一篇 文章,这是我们应有的理想。当然有时写理论文字,需要参用欧化语法,但要特别 谨慎,要加工再加工,让它变成像我们自己的语法,令人读起来顺口,不别扭。有 时我自己也用一点欧化语法,但因为极留神,所以不感觉太别扭。假如我能用自己 语法来说明的,我永远不借重欧化语法。我的作品里也没有太长句子,总是把长句 分成一些短句。长句子往往会把作者自己搞糊涂,读者就更难明白了。 我们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简练的语言,这是我们语言之美。古诗五言七言、多的 到九言,即是按着语言本质而发展的。若一下子写五百字才找到一个句点,即不符 合我们的语言本质。我们的语言精炼、有劲,说起来痛快,不拖拖拉拉的。我们要 发扬这简劲之美。现在有些作品有这个缺点:语言很不简练,念起来没有劲儿,新 诗即吃了这个亏。我不轻看新诗,新诗有好的成绩,但在语言上却吃了不够精炼的 亏。 我们要在新事物中选择词汇,把老的词汇抛弃,如“老米”现在已没有这种东 西了,这个词应该废弃。在选择词汇时,我们应该注意审美,例如:还是“玉米” 美,“棒子”美呢,当然玉米美一点。我们也该注意选择哪个词汇能独当一面,哪 个含混,比如:“棒子”就不明确,因为打狗的也是棒子(木棒)。我觉得玉米好, 谁也不拿玉米打狗。 土话中的词汇还有应该保存的,那就要找来推荐给普通话。规范化不是把语言 简单化,而是使语言更加丰富。我们要用各地好的词汇来丰富普通话,发展普通话。 所谓地方色彩,并不专靠土语来支持,如越剧用的是地方话,可是它的服装、 唱法、音乐,都与别的地方戏不同,它不一定是因为用了当地土话才成为地方戏, 它还有更多的特色。 用方言土语容易妨碍宣传教育,举个例说:曾经有好几个地方要排演《龙须沟》, 但因剧本中土语多,没法“翻译”,就作罢了。 我曾到工地去体验生活,工人把铺楼板说成支楼板,我觉得我们有权力考虑, 到底是“铺”好还是“支”好。不该别人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写。在我的一个报告 里,我用了“一边大”,赵树理同志给我改为“一般大”。“一边大”是北京话, 但不如“一般大”明确,我就照改了。这些小的地方我们应该注意。 我们应当避免用方言土语,避免用违背我们语法的说法,力求我们的语言符合 民族语言的法则。我们在语言上要加工再加工。推广普通话,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 责任。同时也不要害怕,什么字都不敢用了。特别是编辑,且莫草木皆兵,拿到了 一篇稿子便手足失措。不要看见一个儿化的字,如“干活儿”,便认为是北京土话。 事实上很多普通的词也是儿化的。有些编辑未免太拘谨了,如“天到二月十五,还 这么冷,真奇怪!”便改为“天到二月十五,还这么冷,这真是奇怪”。《西望长 安》里有一句“他把文件什么的……”有人即要改为“……文件之类的”。这个 “什么的”是北京话,是否不规范化,我不知道。不过,它的确不同于“之类”, “什么”包括的很广,不必都是文件一类的东西,而“之类”是指文件一类的东西, 如印刷品。又如我们经常说“我哥哥的帽子”,一定要改为“我的哥哥的帽子”, 反倒累赘了。 最后我说,规范化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作家所负的责任很大,希望大家努 力去推广! 载一九五六年八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 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