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
间,上下其手。中国知识分子拙于谋生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勤,五谷不
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
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
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
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
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
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
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
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
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
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
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
“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
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
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
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
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
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
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
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
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拿笔杆人的责任
一个拿笔杆的人,在他执笔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先该想想:这种言论,给国
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这种影响,极可能是长远的、潜在的,也许不会即刻发生作
用,因为“文字收功”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快的。所以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人,他必须
具有一种展望永恒的信仰,信仰他的一举手一发言,都可能直接间接的生出或大或
小的作用或反作用,并且这种结果,是“一出而不可反”的。
在《论语》中有两句话:“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这两句
话,十足说明了言论责任的重大。拿笔杆的人是子夜中的星火,他们引导市井小民,
渡苦海而登彼岸。拿笔杆的人本身若愚昧失职,一定会带着市井小民乱兜圈子,七
航妖岛的结果即使有幸生还,到头来也难免有千古失足之恨。
——论所有的宝全押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特立独行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
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
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
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
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
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
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
们两眼毕恭毕敬的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自成一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
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般特别之气,
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
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
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 好一点的是“清
议”) ,影响司法( 坏一点的是“讼师”) ,进则中举应辟、做官行道( 好一点的
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 ;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
作浅斟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
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
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
“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
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
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
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
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
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知识分子+ 威权者=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
“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
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 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爱国方式
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在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很少
有人感兴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 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感到谈心性之学走
权贵之门固属可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实在可以
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
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 在这种尺度下,阳
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
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做参考。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在美的中国人
我不喜欢绝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明明是中国的逃兵,却回过头来,老
是讲评作战。
——李语录三○三
真理从唱反调而来
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型态的、批评型态的、
异议型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型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
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
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
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
有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
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
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
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 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
——论唱反调
知识分子的急于用世
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
“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
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
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
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
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
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
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
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
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味“愚忠”,而不
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以后历
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
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
而不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 也不深究因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 如明朝皇帝的
三案和南巡等) 是否值得一忠? 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
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
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
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和家族的忠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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