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一本毛边书——题记 我曾多次写过和讲过,今生今世我绝不写自传。一是不愿自我美容,二是更怕 再尝“二遍苦”。这几年看过几本名人自传,使我产生了一个偏见,那就是写自传 的人嫌职业美容师的手艺不高,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 巧妆改扮,顾盼自怜,其实是欺世盗名,假冒伪劣产品。留传(?)后世,谎言坐 实,歪曲历史,贻害青年,应以伪证罪论处。 我这一生,不但不曾过五关斩六将,而且不止一次“走麦城”。如果偏要扮演 亘古一人关圣帝君,真可谓厚颜无耻之极也。这位关圣帝君,自身便是个冒牌货。 他曲线投降曹操,有何“忠臣不事二主”可言?他狂妄大意失荆州,坏了大哥基业, 更是罪莫大焉。他好色成性,为了争夺一位美如天仙的县长太太而跟曹操闹翻,偏 被说成千里走单骑回归旧主,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正因如此,凡是正史官 书的歌功颂德之词,我都存疑。茅坑里洒香水,欺骗了嗅觉却蒙蔽不了眼睛。撒谎 有术也有限,早晚会水落石出,暴露无遗。 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关老二好色,一点也不“圣”?我一非五霸二非七雄,不 值得自吹自擂写自传,不如节省点时间多写一部小说。 在解放军围攻北平的炮声中我参加了革命,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我走上了文 坛。我欢呼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当一批批革命进步文化 人一个个挨整的时候,我感到了困感。我万万没有想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 把我这个童心未泯的年轻共产党员也划了右,而且进行全国大批判。我是多么委屈, 多么痛苦。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 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 人的枪口下。1958 年3 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 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 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 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念头为羞耻。1966 年大 革文化的命,那些曾经整过我的人,主张杀“右派”的人,比我遭到更大的凌辱和 折磨。对于那些整过我的大人物挨了整,我曾有过短暂的幸灾乐祸。但是,多亏我 稍知一点外国史。“文化大革命”对“黑九类”胡作非为的一招一式,多么酷似纳 粹残暴迫害犹太人!翦伯赞、老舍、傅雷的遭遇,又与马门教授多么相似。怎么法 西斯的阴魂附了我们的体?我“幸”不起来、“乐”不出来了。 我对马列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但我是个如醉如痴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1957 年被划右以前,我对党怀有宗教狂热一般的激情和信奉。随着我的年龄和阅历的增 长,我理智和冷静多了。然而,每一忧虑党的前途和命运,我满腔子的鲜血仍然像 开了锅。 新潮的朋友骂我极“左”,说得客气一点,他们是“创造病”患者。有如当年 创造社诸君子,谁不咸与“创造”(新潮),便是不革命,不革命便是反革命,便 是封建余孽,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与红卫兵作风如出一辙。我觉得, 倒是“左家庄”的朋友们给我定性准确。他们说:“刘绍棠是个中派。”因而,对 我实行“统战”,控制“使用”。我想,他们应该不仅在政治立场上找到跟我的共 同点,还应该在恩格斯的艺术倾向性观点上,跟我取得共识。我一直闹不明白,为 什么我坚信恩格斯的艺术观点却算不得正统?他们的文艺主张,其实是斯大林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究竟恩格斯正确还是斯大林管用,至少应该进行严肃认 真的学术研究。 我一不“左”,二不右,三也不中,只要一个正。 自自不是自传。有感而发,即兴而作,也就不讲究结构布局,顾不上疏密浓淡。 这是一本毛边书。 生活就是毛边的。我的60 年的人生经历,便是力证。人人都是维吾尔姑娘, 小辫子一抓一大把。彩焗、隆鼻、隆乳、割双眼皮等美容术,纯属造假。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所以,鲁迅先生说,文学创作要“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1996 年2 月 于红帽子楼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