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在杭日战争的烽火中长大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那一年的那一天,我1 岁零4 个多月。 我那生身之地的儒林村,距离永定河上的卢沟桥,直线只有几十华里。 80 多岁的母亲常说,那天炮弹的爆炸声,震得房子掉土,炕面颤动。儒林村 百姓全部逃到村外,村西的乡亲钻进河滩的林莽和乱草蓬蒿中,村东的躲到青纱帐 内的坟地柳棵子里。 20 多天后,通州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抗日,日寇飞机狂轰滥炸通州 城。儒林村民又一次逃避到河滩和青纱帐。幼小的我,不知忧愁不懂恐惧,但是遭 受蚊子咬、雨水淋和闷热蒸烤,全身长起了黄水疮,痛痒难熬,直到入冬才痊愈。 又过了两年,我开始记事。留在我记忆里的是每年涨大水和刮黄风,村村冒烟 闹土匪,日本鬼子在运河西岸修电车道(京津公路)。这些故事,在我的小说《狼 烟》、《京门脸子》、《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都有详细的描写。 连年水旱,颗粒无收,野草却漫天遍野丛生。吃杨芽、柳叶、榆钱、槐花、马 齿草……也吃乍蓬籽磨出的糙面。乍蓬籽磨出的糙面蒸窝头,是个黑紫色的铁疙瘩。 事过半个多世纪,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一个头上脚下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嘴里啃 着黑紫色窝头追在说书人身后,跟场听书。 日寇的战线拉得过长,顾头顾不了脚,汉奸催粮逼税之外,农村的地主联庄会 和土匪集团是两大武装势力。我的亲戚,就有的是联庄会,有的当土匪。有一个联 庄会会头的老爹出殡,几股土匪头子都是座上贵宾。我跟着家人随份子,亲眼得见。 民国28 年(1939 年)涨大水,我只隐约记得,儒林村村外四面汪洋(儒林 村海拔24 米,通县县城海拔18 米,乡政府所在地海拔15 米),村庄、树林、 青纱帐全被淹没。 大水过后,老百姓缴不上田税,联庄会和土匪集团也不许粮食外运,城里的日 伪军才感到脚下不稳,立足不定,便派兵下乡“剿匪”。软硬兼施,有打有拉,日 伪军占领了西集镇。 西集镇是北运河东岸到潮白河西岸之间的政治、经济、商贸中心。在我的童年 心目中,西集是个大都会。一京二卫三通州,西集就得排列第四名。 日伪军在西集镇驻扎重兵,主要是为了阻挡潮白河东岸的八路军,不能过河到 北运河东岸扩展。1942 年秋,八路军冀东军区副司令员,14 军分区司令员包森 率战无不胜的13 团,冒着敌人的炮火,头顶着“土坦克”(八仙桌上覆盖三床水 湿的棉被),一举攻克西集镇这个鬼关门,解放了北运河东岸的几十个村庄。13 团的战士,不少是29 军和伪冀东保安队士兵,精通武术,身背大刀。那天清早, 我头顶着星星上学,一路上遇见好几个从西集溃败下来的日寇,有的被砍掉一只耳 朵,有的被砍下一只胳臂,屁滚尿流,抱头鼠窜。 我和小同学们高兴得拍掌跺脚大叫:“打,打,打!杀,杀,杀!”他们就更 魂飞魄散,一溜烟飞跑。 包森还兼任13 团团长,原名赵宝森,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 健将。12 团团长白乙化,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国大学学生,当 时任平西军区12 军分区司令员。他俩都曾使日寇闻名丧胆,后来又都壮烈殉国, 是具有传奇性的抗日英雄。 八路军解放了北运河东岸,儒林村地处运河滩死角,交通不便,不引人注意, 却又林莽连绵不断,有个风吹草动,隐蔽林莽深处,很难发觉。于是,便成为通 (县)三(河)香(河)联合县县委、民主政府和县支队的堡垒村之一。八路军人 要化名,部队要有代号,儒林村也被改叫西刘村。我的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中 所写的小村刘家锅伙,便是为了纪念西刘村这段往事。 我6 岁加入抗日救国儿童团,从此爱国思想深入头脑内心。后来,更进一步 “赤化”,12 岁在国统区的北平,加入党的外围地下“民联”,算是正式参加革 命,时在1948 年冬。日寇对北运河东岸每年都进行几次大“扫荡”,推行强化治 安运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们每天上学都要带一兜干粮和 一瓶凉开水。日寇刚一行动,老师就带领我们钻进青纱帐,逃奔安全地带。记得有 一回,天上下着雨,日本鬼子的机关枪打得高粱叶子如落叶纷飞,我们不敢歇脚喘 一口气,马不停脚跑出十八九里。来到潮白河畔,我收住脚步,忽然感到脚疼钻心 ;低头一看,一双鞋跑丢了,脚上扎满蒺藜狗子。这一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不到8 岁。 忽如一夜春风,传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家家敲锣打鼓放鞭炮,杀猪 宰羊喝喜酒。 一天晚上,听说缴械投降的日本鬼子乘坐大卡车,经过京津公路到塘沽港,搭 乘火轮回国。村民们都放下酒杯碗筷,拿起铡刀、斧头、棍棒、红缨枪,举着熊熊 火把,河堤田野一片怒吼声和喊杀声,挤满京津公路两侧。后因传言不实,失望而 归。 大运河人民对于日寇的仇恨,并没有消除。老乡们回忆起那血淋淋的往事,仍 愤恨不已。 1945 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夕,我这个京东北运河边儒林村的抗日救国儿童团团 员,常常站在河堤土坎上,面对山海关外方向高唱:“东北四省三千万同胞,好似 囚犯坐监牢。忍泣吞声十四年了,思想起来好心焦……”唱着唱着,情不自禁淌下 滚滚热泪,声音呜咽,心如刀割。 这是因为,我的家乡京东地区,跟东北四省有着相似的苦难命运。 1933 年,也就是东北沦陷两年之后,日寇又入侵关内。国民党不抵抗,屈膝 乞和,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允许日寇在北宁铁路沿线驻军。 从此,我的家乡便遭受日寇的铁蹄蹂躏。又过两年,1935 年11 月,大汉奸 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以我的生身之地通州为首府,建立了国中之国的伪冀东防共 自治政府,自任行政长官,宣布脱离中央政府,拥有自己的军队、货币、外交、报 纸、教科书、广播电台……伪冀东自治政府的西部边界,就在现今北京市朝阳区大 黄庄,界碑尚存。今日的年轻人可以设想一下,日寇竟在距离天安门10 公里之外, 制造了一个“二满洲”,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我认为,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而进行爱国教育,应该凭吊卢沟桥,也 不忘通州城。 我的整个童年,是在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抗日战争中长大,我对侵略者充满 深仇大恨,永远不会宽恕这些毫无人性、杀人如麻的野兽,我也无比痛恨奴颜婢膝、 为虎作伥的汉奸卖国贼。因而,我看到某些借改革开放之名而崇洋媚外的人,不但 十分反感,而且忧其后患,倘不及早针砭救治,1840年(鸦片战争)后遗症的软骨 病,又要传染流行。所以,我主张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之时,应该大声疾 呼宣扬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鲁迅精神,振作鲁迅先生的民族魂。 抗日战争中,我的村庄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堡垒村,从小接受党的教导走上革命 道路,敢说一辈子腰杆不弯,脚步不乱。 我的乡土小说,很多是以30 年代的抗日救国活动为时代背景,长篇小说《狼 烟》更整个是抗日战争题材之作。 《狼烟》写的是卢沟桥事变中,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在党的指引下,回乡开办 抗日学校,收编民间自发抗日武装的故事。我写的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京东的历史真 实。 “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董毓华,他曾率领北京的大学生在寒假中 下乡宣传抗日,屹立于固安城下,高声朗诵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 天还会很远吗?”而留下历史佳话,抗日战争爆发,他成为京东抗日军的司令员。 另一位“一二·九”运动的著名猛将、东北临时大学学生白乙化,后来成为地跨京 北和京东的军分区的司令员。这两位使日寇闻名丧胆的书生将军,被人民引以为骄 傲的传奇性英雄人物,最后献出了青春似火的生命,是非常可歌可泣的。1942 年 我见到的第一位八路军干部,也是个大学生。 写大学生和江湖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对抗日战争题材有所拓展。 过去,我们写抗日战争,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民族矛盾放在次要地位, 这就与党的抗日战争路线和方针(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 盾)不大符合,不能不影响“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爱国主义艺术魅力。 抗日战争,写得不足,写得不够,还应从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大写特写。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