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引我走上文坛的人 1951 年2 月,我在北京市立男二中读初中三年级。寒假结束,我从我的家乡, 北运河畔的儒林村返回北京,传达室存放着一封寄自河北省文联的给我的来信。我 打开一看,清秀流畅的文字写满两页信纸,寄信人署名远千里。 当时,我还不知道远千里同志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河北省文联秘书长。对于一 位陌生人的来信,我感到奇怪。仔细看下去,才知道一个月前,远千里同志来北京 为河北省文联招考编创人员,考场设在南长街的北京市立男六中;正值寒假,我回 家乡了,没有报考。我的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前去报名,跟远千里同志谈起了我, 说我如果在北京,一定也来考试。那时,我已经在北京的几个报刊上发表过几篇小 说,而发表在《河北文艺》上的小说《新式犁杖》,还得了个评奖第三名。因此, 远千里同志邀我到河北省文联工作。 我被分配到文学组,组长是柳溪,她同时兼任编辑部副部长。 全组到齐之后,过了一会儿,柳溪叽叽呱呱说笑着走来了。柳溪坐下来,问我 是哪儿的人,我说是通县的。她说:“我在通县女师读过书。”我估摸了一下她的 年龄,便问道:“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通州事变,你在吗?”“怎么不在呀, 好凶哟!”她绘声绘色地说,“日本飞机轰炸,我趴在了新城南街东口的木厂子门 外,亲眼看见炸死了很多人。”我说:“我也在新城南街住过,那个木厂子改米粮 店了。”柳溪爱说话,我又是个小杂学,我们常常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闲聊,破 坏了上班时间不准聊天的规定。我在办公室坐不住,借故偷跑出去,或上资料室, 或在文联大院里玩耍,或是给其他各组打开水。柳溪或“御驾亲征”,或派人将我 “缉拿归案”,除了由于我违反工作纪律这个原因外,还因为我不奉陪她聊天之故。 柳溪当时27 岁,穿一身灰布女干部服,剪着农村妇女的短发;如果不是戴着 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我再也想不到她是大学生出身。 柳溪热心肠儿,喜欢在写作上帮助人,谷峪的成名之作《新事新办》,就是在 她指导下修改成功的。 我到河北省文联时,谷峪已从文学组提升到《工人俱乐部》杂志的编辑组长。 他比我大10 岁左右,是一位老大哥。我当时太小,所以不甚接近。后来,他到文 学研究所学习,我到北京大学读书,曾有来往。在同辈人中,谷峪被公认为写农村 生活的一把好手;他的作品充满生活气息,人物和故事都富有情趣,语言上很有功 夫。如果不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达20 余年之久,他的成就是不可估量的。 我在河北省文联仅仅工作了半年。当时,我还不满15 岁,天真幼稚,顽皮淘 气,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不是溜出去游荡,就是钻进图书室看书。远千里同志和其 他领导同志都很爱护我,让我多看书。我在河北省文联工作了半年,读了一些古今 中外的名著。 由于我的年龄太小,省文联通过省文教厅,保送我到通县潞河中学读高中。临 行之前,远千里同志和我促膝长谈到深夜11 点多钟,才依依借别,相约不忘。他 送我走出他的办公室,还久久仁立在大院高台上,连连挥手,目送我远去。 此后,我在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以及其他报刊杂志上, 接连发表小说,写信向远千里同志汇报情况。他很快就回了信,喜悦之情洋溢于字 里行间。他不许我再称呼他的职衔,提出要跟我兄弟相称;而且果然从第二封信起, 就称我为“绍棠弟”。远千里同志比我年长20 多岁,又曾是我的首长,如此平等 而亲密地对待我这个15 岁的少年,使我终生感念不忘。 1953 年我入了党,又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远千里同志高 兴得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又是热烈祝贺我,又是谆谆告诫我。这一年夏天,我到深 县段家佐村体验生活,途经保定,下车直奔文联,闯进他的卧室,他正有病,还没 有起床;我们分. 别两年,相见分外激动,双手握着双手,就在床边畅叙起来。1954 年春天我到保定出席省文代会,1955 年夏天我到昌黎体验生活,又在保定逗留, 都曾跟他见面欢谈。1956 年夏天,他在北戴河疗养,我也住在天津休养所,我们 虽然不住在一处,但是几乎每天晚饭后都一起散步,也一同洗过几次海水浴。我爱 睡懒觉,他为了让我看大海日出,大清早就来到我居住的楼下喊我。半个月里,我 们在他的卧室内,在小楼外的藤萝架下,在海滩上,在山谷间,在北戴河的林园和 名胜地,我们触景生情,倾诉衷肠,往事、理想、创作、爱情……无所不谈。他正 阅读我那本刚刚出版的中篇小说《夏天》,喜欢得要命,当着我的面朗诵了一大段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喜欢我的作品的人。 1957 年,我出了事,全国批判,口诛笔伐,头顶华盖,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然而却在此时,深秋肃杀的11 月,我接到远千里同志仍然称我为绍棠弟的一封长 长的来信,信中充满同情与惋惜,寄予信任与希望。当时,他身为河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和省文联党组书记,写这封信是冒着可怕的风险的。 但是,从此我们也不得不断绝了音问和来往。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家人焚烧了我所珍存的全部信件,其中也包括远千里 同志历年给我的20 多封信。我匿居运河岸边弹丸之地的小村,得以苟全性命于乱 世;寒村苦夜,常常思念千里同志,更耽心他的命运。直到1976年12 月的一个雨 雪霏霏的阴天,我在北京大栅栏街道上,猝然与阔别20 年的远千里同志的爱人于 雁军相遇,才知道千里同志在1968 年含恨而死。我望着于雁军那形容惟猝的样子, 回忆起千里同志对我情深义重的往事,心中阵阵酸痛。我不知该怎么安慰她,也不 敢安慰她。雨雪中,我们心情沉重地行走在前门大街,直到地铁车站,才怅然分手。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3200 多名代表全体肃立, 为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难的著名作家、艺术家默哀;当念到远千里同志 的英名时,抚今追昔,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泪影中,我仿佛看到远千里同志那高大 英俊的光辉形象,他品格高尚,廉洁奉公,心地善良,珍惜人才;他是一位美好的 人;他是我踏上文学创作道路后的第一位良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