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我13岁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 我从13 岁开始在报告上发表小小说,那时候叫生活小故事。 发表了十几篇生活小故事以后,进入14 岁的下半年,我才开始发表几千字的 短篇小说,《蔡桂枝》便是第一篇;因此,它可以算是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 《蔡桂枝》这篇小说,我并没有保存底稿或剪报,50 年代出版的4 本短篇小 说集,也没有收入这一篇,所以,我和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也已经阔别多年了。《 丑小鸭》将这篇小说重新发表,我才得以久别重逢,又重读了一遍。就像忽然重睹 自己14 岁时的照片一样,心情是百感交集,非常激动的。 回首往事,仍如带露折花;旧景重现,恍如昨日。写作这篇小说时,我正在北 京市立男二中念初中三年级,寒假回到我的家乡北京通县儒林村,参加村里的春节 文娱活动。我们儒林村的小车会,在运河滩上久负盛名。小车会共有男女角色10 名,载歌载舞,为农民所喜闻乐见;1951 年春节以前,小车会的所有角色均由男 人扮演,我一直是扮演傍车的少女的主要演员。解放以后,推倒了三座大山,压迫 在最底层的妇女也翻了身,积极上冬学;1950冬天开展的同仇敌忾的“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运动,更激发了农村妇女的政治热情,投身到宣传活动中去。小车会不再 男扮女装,本村的大姑娘小媳妇争当演员;在运河两岸串村演出,引起巨大的轰动。 与此同时,又成立村剧团,我是编剧,编演了反映农村新生活的戏剧节目,也是男 女同台,在全区会演中获奖。那种如火如茶的热烈场面,今天回忆起来,仍然使我 热血沸腾。我就是在这样的火热的时代气氛中,写出了《蔡桂枝》。今天看来,《 蔡桂枝》写得稚嫩而粗糙,正是一只乳黄未褪,羽毛未丰的丑小鸭。然而,它也标 志着我在创作上跨出了新的一步。《蔡桂枝》发表以后,我的短篇小说便有如春汛, 一年之中接连发表十多篇,而被共青团和文学界所注意,选定了适合我的发展,发 挥我的优势的创作道路,一直沿着这条创作道路走到今天。我1949 年发表第一篇 习作之前,曾经长时间练笔。练笔中写过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描写的是我的 家乡1947 年土改后民兵游击队同地主还乡团的残酷斗争。这是读过《吕梁英雄传 》和《新儿女英雄传》之后的仿造之作,题名《大运河的儿女》。我的家乡北运河 东岸,从1942 年便成为解放区,我也加入了抗日儿童团,亲历目睹八路军、游击 队同日伪军的战斗。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发动了反革命内战。1947 年老解放区 开始土改。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区、村民兵游击队同反攻倒算的地主还乡团,三 日小打,五日大打,没有一天不拼个你死我活。对此,我更是目睹亲历,记忆犹新。 《新儿女英雄传》和《吕梁英雄传》写的是抗日,我便略有变化,不写抗日战争而 写解放战争,虽属仿作,但大同中有小异,也算有所创新。 当时我正在北京二中读书,教导主任得知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便拿去审阅, 却忘了退还我。1951 年春我离开二中,也不好意思开口讨回。 谁想,1986 年我应邀回到母校做报告。报告会结束以后,我在会客室休息, 一位30 多岁身穿工作服的男同志推门进来,彬彬有礼地向我鞠躬,问道: “刘老师,还记得你写过一部《大运河的儿女》吗?”我吃了一惊,反问道: “你听谁说过?”他满面愧色,低下头说:“我把这本小说传丢了。”事出意 外,莫名其妙,不能不问个究竟。我这才知道,“文革”砸烂图书馆,这位工人当 时也是二中学生,他从图书馆里发现我的《大运河儿女》手稿和三大张考卷。1948 年我从家乡到北京投考二中,在5000 考生中得了第一名,国文、算术、常识三科 都考了100 分,引起轰动。母校十分重视这三张百分试卷,从解放前保存到解放后, 连同《大运河的儿女》手稿一直保存到“文革”,不因我被划右而毁弃。谁想,已 成档案资料保存的手稿和试卷,也难逃“文革”劫数,落入这位“红卫兵小将”之 手,自己看过之后又交给别人传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最后沓如黄鹤, 不知去向。 这位经过了风雨见过了世面的“老兵”,痛悔年轻无知时的作为,使我不但谅 解了他,而且以轻松淡化的口气安慰了他,帮他解除自我良心的谴责。 我把我自己的无限痛惜,埋在了心底。 当时,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听说我13 岁时写出的长篇小说的 下落有了线索,自愿代我寻找,公开出版,意欲使我这个当了爷爷的老“神童”, 重现昔日小“神童”的“非比寻常”。我没有同意。 那位长大成人的“红卫兵小将”的忏悔,已经弥补了我的损失。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