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负责在政治上指导我的人 文艺界都知道丁玲同志在延安曾经主编《解放日报》副刊,但是没有多少人知 道丁玲同志当时的助手肖玲,便是吴一铿。1984 年秋季,丁玲同志领衔,筹办《 中国》文学双月刊,我和大多数副主编都不能主持具体编务工作,丁玲同志慨叹一 声,说:“如果肖玲……吴一铿活着,她来管这些事最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然 而,吴一铿早已与世长辞,一去不复返了。 我认识吴一铿,是在1952 年1 月,那时她刚接替柳青同志,担任《中国青年 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1951 年11 月,我在通县潞河中学念高中一年级,把短篇小说《红花》投寄 《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柳青和总编辑陈绪宗都很欣赏这篇小说,决定以整版 篇幅并加编者按,发表在1952 年1 月1 日的第四版上。在这期间,吴一铿曾跟我 通信联系。她的字写得拳打脚踢,男子风骨,一铿又像男性名字,所以我只当她是 个男同志。 不久放了寒假,吴一铿写信叫我到报社作客。一见之下,出人意外,原来她是 个娇小玲珑的四川女子。那一年她30 出头,穿一身深灰色的女干部服,梳两条辫 子,是一位美丽的革命大姐。她为人像一团火,说话如雨打芭蕉,一支接一支地吸 烟,又很能喝酒,颇有女中丈夫之气魄。她亲自安排我跟领导同志见面,听取他们 对我的指教,又召集报社的同志们听我讲农村的新人新事,并且留我住在她家里, 热情款待,促膝长谈。从此,我和她经常通信,无话不说。一怪的信中虽然语多教 诲,有时也有苦恼的流露和哀怨的心曲,只是我年龄很小,并不理解;不过也能感 到,这位革命大姐已把我这个革命小弟引为知己。 1952 年7 月,我又写出短篇小说《青枝绿叶》,一铿和陈绪宗同志看了原稿 都十分高兴,又请沙汀、周立波、严文井、康濯等前辈作家过目,也得到了肯定。 暑假,一铿邀请我和几位青年作者到报社,举办了一个讲习会。 半个月时间,许多著名作家应邀跟我们见面恳谈,我大受教益。《青枝绿叶》 发表以后,引起很大反响,我这个头顶着高粱花的农村少年才算走上文坛。 可以说,我走上文坛是一铿大姐扶上马的。 我16 岁提出入党申请,一铿同志对我的入党问题十分关心,每信必有垂询和 指导。1953 年5 月我入了党,刚满17 岁。一铿同志正在成渝铁路工地上采访, 不能参加我的宣誓大会,来信深以为憾。过了一些日子,她从成渝铁路归来,顾不 上休息,便冒着大雨从北京来到通县看望我。那时北京和通县之间只有一趟长途汽 车,交通很不方便。从长途汽车站到我读书的学校,还要步行一里路。大雨中道路 泥泞,非常难走。我至今记得,一铿大姐身穿一件粉红色雨衣,挽起裤腿,扒下鞋 子,一步一陷,深一脚浅一脚,走进潞河中学,浑身上下溅满了泥浆。我想打水给 她洗一洗,她只叫我领她到自来水龙头下冲了冲,便急忙我党支部书记谈话。谈过 话吃了饭,又冒雨而去。 我送她到车站,淋了一个多小时才上车。 50 年代,早恋盛行,一铿同志也要为我安排婚事,对方是她很喜爱的一位女 演员,我不同意。我爱上我的一个15 岁就入了党的女同学。一铿大姐很不放心, 一定要亲自看一看。我陪我的爱人(也就是已经跟我患难与共40多年的妻子)跟她 见了面;她目测口试之后,才改变了原来的安排。此事虽属干涉他人内政,却也可 见一铿大姐对我的深切关怀。我违背了她的意愿,但是一直感谢她的好意。 1955 年我从大学出来,专业创作,负责在政治上指导我的人,换了别的同志 ;我和一铿大姐变为私人交往,减少了拘束,更为推心置腹。这时她才向我讲述自 己的身世。她本是四川一位世家小姐,爱好文学,追求进步,脱离家庭,投身革命, 抗战前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经历曲折,见闻多广,曾经担任较高的行政职务, 都因个性太强,感情用事,多次挨整。弃官从文,也由于个人和环境的种种原因, 未能取得成果。她在延安曾患子宫癌,开刀摘除,不能生育,年岁大了常常感到寂 寞。苦闷时借酒浇愁,却又酒入愁肠,更损伤了身体。 1957 年一铿大姐在我之后划右,我们也就再没有见过面。1961 年她癌症复 发而死,听说死得很悲惨,面容都脱了形,令人目不忍睹。 但是,我保存着1952 年夏季的她的两幅照片,因此在我的心目中永远保留着 她40 多年前的优美形象。 “优美”二字,一铿大姐是当之无愧的。29. 康濯和秦兆阳介绍我加入中国作 协我和康濯同志相识,是在1952 年夏天,《中国青年报》聘请他和另外几位前辈 作家,对我的小说《青枝绿叶》的初稿进行指导。当时,我16 岁,康濯同志32 岁,在这些前辈作家中以他最年轻,而他又一向非常热心帮助初学写作者,所以我 跟他建立了亲密的师生之谊。 从我16 岁到21 岁的5 年间,我经常到康濯同志家里去,穿堂入室,情同家 人。他不仅指导我的创作,而且也指导我的思想,对我是非常诚恳和宽容的。我这 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表现鲜明,不加雕饰,因而既有过誉,也有贬抑 ;康濯同志总是看到我的本质,对我十分爱护。 康濯同志和孙犁同志是多年相知的好友,对孙犁同志的作品评价很高,有着精 深的见解。我虽然从少年时代就深受孙犁同志作品的薰陶,但由于和孙犁同志两地 相隔,没有机会当面受教,倒是康濯同志指导了我向孙犁同志作品的学习。 《运河的桨声》的第一章,原是题为《中秋节》的短篇小说,由于受到远千里 同志的称赞,我便将它展开,接着向下写去。这一年,我正高中毕业,在投考大学、 等待发榜的一个多月里写出了《运河的桨声》初稿,6 万多字。 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前去北京大学报到的时候,把初稿放在了康濯同志那里, 请他看一看。过了没有多久,我从北京大学进城,到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中国作家 协会参加座谈会。会后,康濯同志把我留下来,吃过晚饭,跟我详谈他对这部中篇 小说初稿的意见。一谈就谈到了夜深,他就让我住在他那两小间的书房和卧室里, 自己和家人挤在一起。 于是,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在风光秀丽的未名湖畔,在宁静清幽的朗润园, 对《运河的桨声》初稿进行了全面修改。修改后,人物丰满了一些,内容丰富了一 些,增加了4 万多字,才交给出版社出版。 《运河的桨声》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得到一些好评,产生了一点影响; 至今,还有不少读者记得这本书。有几位读者来信,谈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 不忍将这本书焚毁,冒着风险,小心收藏,并把劫后残书寄赠给我,做为历史的纪 念,充分表现出50 年代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深厚情谊。 继《运河的桨声》之后,我义写出了它的姊妹篇《夏天》。这部中篇的几章, 是在花果之乡的昌黎山中写成的。与《运河的桨声》比较,《夏天》的文字有所进 步,结构也显得紧凑。北京新华书店曾在王府井南口树立广告牌,因而比较畅售, 发行量较大。这部中篇小说虽然未请康濯同志阅稿,但是也曾向他谈过创作意图和 故事情节,得到了他的指教。 由于出版了这两部中篇小说,康濯同志和秦兆阳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 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个会员,并因此而开始专业创作。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