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我的目光只投向侨女白樟身上 我的妻子曾彩美是海外归侨,祖上是厦门集美人。当年她在海外加入地下党时, 化名白樟。这个名字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只有我喜欢挂在嘴边。 入党时她15 岁,白樟是她自取的名字。15 岁的白樟正如杜牧诗云:“豆寇 年华二月初,娉娉嫋嫋十三余。”永不褪色,永不凋谢,永不衰老。 那一年的6 月,白樟突然向父、母、兄、姐告别,要远渡重洋,回归举目无亲 的祖国。一家之长的严父,体弱多病的慈母,千言万语昔劝女儿回心转意。从来温 顺服从的女儿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竟将生死置之度外,不畏艰险,一意“孤行”。 他们哪里知道,这个不动声色、不露锋芒的女儿,早已是个赤色分子。新中国与他 们的侨居国建交,党决定白樟等人撤退回国,以免有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辗转迁回,九曲十折,白樟来到我的家乡——北京通州潞河中学插班读书,跟 我成为同年级同学,又是同一个党小组的同志。我12 岁加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 共产党外围组织,17 岁提前一年入党。我和白樟,可谓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思想 基础。此时,我在当代中国文坛,小荷才露尖尖角。50 年代,生搬硬套苏联的早 恋、早婚、多子女。我的少年成名,引人注目。但是,我的目光只投向侨女白樟身 上。她文静、典雅、端庄、秀丽,酷爱读书。在几十位女同学中,她最具有大家闺 秀的神韵和风采,我觉得她颇像中国古代的贞女。 50 年代初到前苏联留学,比现在到美国留学神气得多。能到前苏联上大学, 不仅是优秀人才的标志,而且更是极高的政治待遇。因而,选拔留苏学生的政审, 可说是放在显微镜下看了又看,查了又查。 那时,我已是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政治可靠”(3 年后划右,沦为不可接触 的贱民);又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小有文名,被认为智商较高。留学前苏联不必 挑选,舍我其谁?然而,我一听是到列宁格勒学化工,便吓得三魂出窍,忙打退堂 鼓。中学6 年,初中和高中,我念过两遍化学,那时按优、良、中、差、劣,五级 计分制。初中我能拿个“良”,高中便落了个“中”;如果留苏,那必定是个“差”。 我敬谢告免,有关部门不肯照准。于是,我只有向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 志求助。我委托同班好友冯希章(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带着我的信去找胡耀邦 同志。后来团中央回信明确表示想把我培养成专业作家。有关部门打消了派我留苏 的念头,又把目光落在我的未婚妻身上。她入党比我还早,为人温和内向,沉默寡 言,高中时代她学的是俄语,政治上和行为上更令人放心。但是,我们已经准备结 婚,鸳鸯分飞,难舍难离。我又找到党支部书记,诉说我的苦恼。党支部书记有一 副月老儿心肠,便从出国留学生名单中划掉我爱人的名字。留学抢都抢不上,我爱 人不去,正可礼让给求之不得的人。 后来,我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胡耀邦同志 怕我小有虚名而把握不住自己,拈花惹草,招灾惹祸,便要我赶快结婚。我和白樟 在大学期间连生两个孩子。儿子松萝,是航天机械硕士,女儿松菟从北京航空学院 分院毕业后,现在美国工作。 1957 年我被划右,白樟拒绝跟我离婚而被取消党籍。涸辙之鲋,相濡以沫, 她心甘情愿地陪伴我度过了22 年艰难困苦的岁月。1979 年我的冤案平反,白樟 也“夫荣妻贵”,恢复了党籍,被公认为具有民族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典型。 我1988 年中风偏瘫,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白樟每天帮助我穿衣起床和脱衣睡 觉,起床和睡觉之前量血压。我又患有糖尿病,她要给我计量配餐、服药、验尿。 由于我半身不遂,她还得辅助我洗脸、刷牙、洗澡、擦身。我外出参加活动,她随 侍左右,推着轮椅送我进入会场。我在偏瘫之后所写的3 部长篇小说和两部随笔集, 都是我写草稿,白樟以她那极有风骨的魏碑体书法,代为抄写寄出。后来编选出版 的《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 卷,也是白樟承担全部技术整理工作, 我只管校定。12 卷文集要有一篇总序,我请白樟写个千字文,骂几句也好。但她 不肯赏我的光,甘愿默默无闻。 不过,她要求把我和她的40 周年(红宝石)婚庆照和全家福照片(我和她, 儿子、儿媳、孙子,长女、女婿、外孙女,次女、女婿、外孙),收录在文集扉页 上。文集12 卷,除标准像外,还要收录60 幅生活照,白樟应该占有首要位置。 我和她,一对白头偕老的伴侣,同呼吸共命运,携手同行,度过了纸婚(1 年)、 木婚(5 年)、锡婚(15 年)、瓷婚(20 年)、银婚(25 年)、珍珠婚(30 年)、珊瑚婚(35 年)、红宝石婚(40 年);正在走向蓝宝石婚(45 年)、 金婚(50 年)、翡翠婚(55 年)、钻石婚(60 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