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我不敢续写《西苑草》 对于北京大学的影响,胡适不亚于蔡元培。我入北大,文科学生进门就要批胡。 不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10 多年后的10 年内乱中,工农兵学员一进北大校门 的“破旧立新”,便是把批胡改为批刘(绍棠)。我革胡适的命,工农兵学员“割” 我的命,这叫报应。 其实,我压根儿没见过胡适。我到北大念书的时候,胡适早已逃到美国,在哥 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东方部混饭吃。北大校长换了马寅初,也从沙滩红楼搬到海淀 “鸠占雀(燕大)巢”。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能教授,是胡适的学生。所以,杨振宁尊称胡适为太老师。 他获得诺贝尔奖金,赶忙到台湾向胡太老师敬献奖章绶带,拜谢师恩。 这时的胡适,已被蒋介石召回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研究院曾名大学院, 首任院长是蔡元培,职能相当科学院。胡适在学术上是十八般武器样样皆通,却又 样样不精,但他的治学思想对各个领域都有极大影响,各个领域的学者都非常尊敬 他。胡适在答章士钊的谏中,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先”,不是老王卖瓜。 我的老师魏建功、游国恩先生,算得上胡适的真传弟子,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 谈胡色变,如避瘟神,哪里还敢向我们传授一点胡派的手、眼、身、法、步?胡适 虽是他们的老师,却跟我“太”不着。然而,他的“但开风气不为先”使我在不知 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这句话与鲁迅先生在“有真情,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都被我奉为作文和为人之道。 我进北大,只算串了个门儿,却一辈子跟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因此而在我 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一篇独一无二不是乡土题材的小说《西苑草》。《西苑草》也是 全国解放以后第一篇反映大学生活的小说,开了个风气。 不少50 年代的读者,对这篇小说颇有感情,一些50 年代的老同学,也觉得 这篇小说记录了当年北大校园生活的某个侧面。这些老读者和老同学都曾敦促我续 写这篇小说。本来《西苑草》原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反右”斗争迫使我不得 不急刹车,至今还保存着可供续写的大量素材。可惜,沧海桑田,时过境迁,旧梦 难以重温了。 从1957 年我被赶出文坛,到1979 年重操旧业,我22 年跟田夫野老、乡女 村妇朝夕生活在一起,远离高等学府的知识分子生活,对高等学府的人和事已经不 熟、不通、不懂,写出来也就不像。王力和朱光潜先生生前都问过我能不能写一写 北大,写一写他们那一代的老先生;我自知无能为力,未敢从命。我在北大“串门” 时,王先生54 岁,朱先生56 岁,都比我现在的年龄小。我不能续写《西苑草》, 自然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西苑草》是我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纯写知识分子的 小说,也是建国以后第一篇反映大学生生活的小说。物以稀为贵,红土能当朱砂卖, 头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是勇士,我似乎也可以对这篇小说大吹大擂一番。 其实,当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即没有想过如何如何,也没有打算怎样怎样, 至于这篇小说后来被扣以大得惊人的罪名,那是别人的事。咱们过去把芝麻夸张为 磨盘或高射炮打麻雀的种种荒唐故事,足够大写特写荒诞派小说和戏剧,不必从洋 人那里进口。 《西苑草》写于1956 年夏季。五六十岁的人都会记得,是年6 月,正从中南 海怀仁堂吹来百花齐放的熏风;我有幸恭逢盛会。百花齐放的熏风吹得我这个当时 刚过完20 岁生日的小青年如醉如痴,就连在我的心目中饱经风霜、城府很深的老 同志(那时也不过40 岁上下,比我现在的岁数年轻得多),也被吹得心眼儿活动 起来,嘴巴上撤了岗。今天我仍然清晰记得,在绿荫遮窗的东总布胡同22 号中国 作家协会会议室里,大家那眉飞色舞、畅所欲言的情景。 那一年那一月,我刚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3 个月,被批准专业创作两个月,正 在我的家乡挂职深入生活,担任县委委员和以乡为单位的大社党委副书记,准备写 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百花齐放的熏风一吹,我本来铁心务农,忽 然萌生杂念,想在动手写作长篇小说之前,试着写个农村题材之外的小说调剂一下, 便产生了写一写大学生生活的创作冲动。那是因为我刚从北京大学走出来一年,身 已不在此山中,更识庐山真面目。 当时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已经出版了我的4 本书。产生 写一写大学生生活的念头以后,我便给他们写信;他们非常高兴,只是希望我写到 10 万字以上,够出一本书的。我同意了,双方便正式签订了出版合同。 8 月,我在家乡的瓜棚下写出1 万字的前四章,自己感到没有多大把握,就送 到康濯同志家里,听取他的意见。康濯同志对这篇小说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是劝 我不写这种题材。我倒并不坚持非写下去不可,便中途下马,写我的反映农业合作 化长篇小说去了,连《西苑草》前四章的稿子也没有带走。 过不久,秦兆阳同志到康濯同志那里串门,不知怎么看中了这只断尾巴晴蜒, 通知我补写一章,改为短篇小说,在他担任副主编的《人民文学》1956 年11月号 上发表。于是,我不顾康濯同志的劝告,也不考虑这前四章只不过是一部小长篇的 开头,长衫改短褂只能不伦不类。然而由于发表心切,我还是匆匆忙忙安上一条2000 字的尾巴,给这个故事收因结果。秦兆阳同志认为可以,便只等在11 月号上跟读 者见面了。谁想,9 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人民文学》受到头顶磨盘的压力。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11 月上旬,我正扳着指头算日子眼巴巴盼望《人民文 学》11 月号出刊,忽然接到秦兆阳同志的来信,请我吃顿便饭。不年不节,何以 如此优礼有加?宴无好宴,我预感必定大势不妙。果然,在羊宜宾胡同的《人民文 学》编辑部的东厢房,我跟刚从南方归来的秦兆阳同志见了面,他把从印刷厂抽回 来的、划满红杠的沾满油污的《西苑草》原稿还给了我,连连道歉,似有难言之隐。 然后,摆上一壶酒、几样菜和一盘又一盘的三鲜馅饺子。酒喝得不少,话说得不多, 饭后握手告别,互道珍重。政治气候多变,没过两个月却又春风送暖,我的朋友郑 秉谦在浙江的《东海》文学月刊主管小说,向我索稿。我正写长篇,难以应命,便 拿《西苑草》搪塞,为了不使朋友骑虎难下,我先写了一信,详细介绍《西苑草》 的遭遇。秉谦正被春风吹得热血沸腾,不假思索便马上给我回信:火速寄来一字不 改,立即发表。于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西苑草》在《东海》1957 年4 月 破土而出。杭州的大学生们首先发出一片喝彩声。我还接到其它城市的大学生们的 祝贺,激动得我加快了手头上的长篇小说的写作速度,只等这部长篇小说脱稿,马 上转入《西苑草》连台本戏的制作,至少要写到两个10 万字。 乐极生悲,6 月下雪。长篇小说交稿以后,我正在家乡参加安排夏收工作,姚 文元打响了反右斗争的“可贵的第一枪”。6 月13 日,《文艺报》点了我的名; 8 月21 日,我被划了右。《西苑草》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文章 的文字总数超过原作数十倍。我那部已经打出纸型、刊登了广告的长篇小说也同案 处决。 此后的故事,不必赘述了。 22 年过去,1979 年1 月24 日,在我年届43 岁的时候,党改正了1957年 对我的错划问题。在逐条拨乱反正的结论中,也给予《西苑草》以公正的评价,《 西苑草》又重见天日。 几家文学杂志要求我给他们写《西苑草》续篇,不少读者来信对我进行激励和 推动,有的还给我寄来他们为《西苑草》续篇设想的故事提纲。 我答应了那几家杂志和读者们的要求。然而我一次又一次拿起笔来,却一字也 写不出。 不仅是我一个人,而且其他1957 年遭到厄运的作家也很少写这类作品。 这个奇怪的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问而不能自答。也许,历史本来就应 该由后人评说;而当事者迷,反倒拘泥、片面、开掘不深。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