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我做过一件亏情欠理的憾事 我不敢续写《西苑草》,还由于我有羞于笔墨的难言之隐。 为人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三更鬼叫门。我家的街门、院门、房门、屋门都没 有被鬼叫过,但我这辈子确实做过亏情欠理的憾事,使我难成高、大、全。 我上北大时,曾跟一位女同学有过十分清纯的友情。这个女同学是一位才女, 又是一位秀女。50 年代,“肃反”运动和“反右”斗争之前,同学之间的人际关 系纯情得清流如水。我跟那位秀外慧中的才女,真正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后来 我调离大学,专业创作,结了婚又生了儿子,但仍与才女书信往还,无话不谈,百 无禁忌。1957 年我被钦点划右,全国批判,这位女同学却不肯落井下石,不但不 参加批判大会,且把我写给她的信全部焚毁,拒绝交出,学校党委派遣她那个班的 党支部书记,找我索要这位女同学给我的信。这位党支部书记在我离校之前是我的 好友,还是我担任的社会工作的助手,也跟才女谊如兄妹。我对此人充满信任,更 对党满怀忠诚,便把才女写给的信全部交出送审。 才女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发配边疆教书。 一别22 年,我并不知道她因受我的株连而遭罪,心中毫无愧疚。 1979 年1 月,我的冤案彻底平反,应邀到她执教的大学讲学,才知道她为我 所殃及而饱尝辛酸。平反后她出任党总支书记,但是却不愿出面接待我。 她视我为卖友乞怜的小人,高昂起骄傲的头颅,对我不屑一顾。过了两年,我 又应邀到她所在的城市参观访问。也许我两年来政治和创作上的表现使这位党的工 作者感到满意,她带着儿子到宾馆来看我,并请我到她家吃饭。我跟她已经从昔日 的无话不说变成无话可谈。吃过饭,我还有另外安排的活动,客气地道声再见便告 辞而去,至今又已十几年不见。我已中风左瘫,丧失行走能力,也无外出的兴致, 今生跟她恐怕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每年岁尾除夕,都会接到她的一张贺年卡,投桃报李,有来有往,我必寄赠我 出版的新书。不通信,不问候,不来往;误会虽已消除,但创伤并未愈合。 她现在是知名教授、研究唐宋词和明清小说很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偏是我的小 说常从唐宋诗词和明清小说中“偷艺”(汲取精华和吸收营养)。我把小说送她 “阅正”,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有如“李鬼”生怕碰见“李逵”,那就露了怯。 我是北京大学出身,曾在名师门下受业。如要刊登广告,挂起招牌,左侧写道 :“鲁迅亲授弟子(魏建功)传人”,右侧题曰:“胡适得意门生(游国恩)之徒”。 走遍江湖卖假药,比那些狗戴嚼子胡勒的“学者化作家”靠谱多了。 然而,一想到我写出的作品要送呈我的这位女同学慧眼一览,我可就不敢装神 弄鬼乌烟瘴气了。这不仅由于她是货真价实的教授学者,而且因为当年在魏、游等 大家门下同学时,她的功课就比我强得多。弗如也,弗如也,我还是别对她头上那 顶学者帽子垂涎三尺,必欲巧取豪夺而后快。即便我利用自己的虚名,出版几本 “学术专著”,也不过是假冒伪劣产品。 我最为心惊胆怵的还是被这位大龄才女指斥为“卖友小人”。就像鲁迅先生封 赏某些人为“才子+ 流氓”、“四条汉子”、“洋场恶少”、“革命小贩”……因 而,我虽不是每日三省吾身,至少也每月吾身三省。不然,就要感到心理不平衡, 如坐针毡,芒刺在背,起卧不宁,心律失调。 我的老伴,跟我共同生活了40 年,积40 年共同生活之经验,深知我的大男 子主义思想作风不可救药。见我对这位女性如此自惭形秽,不免觉得解了“恨”, 出了气。但是,一看我心理矢衡而自寻烦恼,便又忿忿不平起来,说:“你一辈子 只有一篇小说不写乡土,那是特意为她写的,怎么还认为对不起她呀?”老伴指的 就是我所写的小说《西苑草》,新中国反映大学生活小说的开卷之作。小说中有一 位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一多半是以我这位女同学为原型。 我已衰老,虽未途穷却也日暮,大学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霞夕照 不同时,我今生不会再写大学生生活了。因而,《西苑草》便具有了空前绝后的特 殊意义。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