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村姑》“老”成了《村妇》 很多人都知道,我1957 年写过一部50 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交 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预定印行平装本9.5 万册,精装本5000 册,应在当年10 月1 日见书,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众所周知了。但是,1957年8 月我被 划右,这部已经制版的手稿被装进一个棺材形状的木匣里,从印刷厂退了回来,还 附有一封无理毁约和态度蛮横的退稿信。我虽被打倒在地,但仍少年气盛,悲忿交 加,难以忍辱,将退稿信撕得粉碎,另写一篇悼词,一块装进小匣里,埋葬在我家 院中的枣树下。5 年过去,1962 年春,我被“摘帽儿”。周恩来、陈毅同志主持 的广州会议,使文坛一时呈现春光明媚的气氛和景象。人民文学出版社想起我这部 长篇小说,打发一位老编辑找我要稿,使其面世。我俩拿一柄铁锹,轮流挖土,掘 地三尺,只见一团烂泥,木匣子和手稿都尸骨无存了。又过了20 年,我的冤案平 反,重返文坛,地毯式密集轰炸一般发表和出版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发思古之 幽情,想起我的《金色的运河》,写的是1955 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创业 史》《山乡巨变》《艳阳天》《金光大道》都因为政策服务而存在某些缺陷,他们 劝我回忆和重写这部长篇小说,大加宣传,隆重推出,爆个冷门。盛情难却,我也 颇为动心,便答应下来。然而,时过境迁,我已被磨灭了激情,难以引爆兴奋点。 几度试笔,都艰涩沉重,未得一字,最后只有向出版社谢罪告免。 1957 年我不仅损失了一部长篇小说,还丢掉了两部中篇小说《村姑》和《南 春檞》。 我在1957 年春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私访记》的后记中宣告,今后我的作品更 要写实,更富有乡土色彩。此时,我在故乡挂职深入生活,整日沉浸在浓郁强烈的 乡情乡风中,便按照既定方针,写出了实践自我宣言的试作《村姑》。事过多年, 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我都不记得了,没有谈忘的是我写得自然从容、轻松愉快,像 画出了一幅充满泥土气息的田园风俗画。写出之后,马上寄给我的好友鲍昌,安排 在他主编的《新港》文学月刊第三季度发表。 不料,鲍昌和我都在第三季度之前便双双划右落马,这篇小说也因人而罪,不 知被打入哪一层地狱,肉包子打狗一去没有回头。《村姑》的失踪,比《金色的运 河》的活埋,更使我难过。后来,我创作的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正是《村姑 》的复活和再生。我21 岁写《村姑》,56 岁写《村妇》。村姑老成了村妇,我 也从青春少年变得占全了老、弱、病,残,真可谓“别梦依稀咒逝川,故人三十五 年前”。写村妇而想村姑,怎能不兴“人生多苦辛”(鲁迅语)之感? 《西苑草》在我的好友郑秉谦当小说组长的《东海》文学月刊上发表后,反响 很大,秉谦要我再写。当时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蒯期曛和总编室主任刘金跟 我签订了出版合同,合同上规定此书要在10 万字以上。于是我计划写成系列小说, 又写出了《南春檞》寄给郑秉谦,确定在1957 年的《东海》8 月号上刊出;后来 也因秉谦和我划右罪及小说,胎死于编辑部而未能公开发表,稿沉《东海》,葬身 无处。待我恢复创作权利以后,我早就被改造成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土著,对大 学生活己经印象模糊和失去兴趣,只有全神专注地一心扑在乡土小说上。虽然朱光 潜和王力先生曾建议我写一写50年代的大学生和大学教授,有的热心读者甚至为我 出谋划策,提供情节;我也曾有过几次激动,但是畏难而罢。现在,50 年代的大 学教授健在的不多,我笔下的50 年代的大学生已成当今的著名教授,当起硕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旧景难现也就不必重塑金身了。 不过,在我的几百万字的乡土小说中,偏有一篇写大学生的《西苑草》,也颇 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风光。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