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扣在我头上的三个屎盆子 1979 年1 月24 日,共青团中央彻底改正1957 年把我错划为右派的政治结 论,逐条批驳和否定强加在我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我至今对这个改正结论非常满 意,称赞这个结论写得像悼词一样好。 但是,有三个扣在我头上的屎盆子,错划结论中并无记载,改正结论也就无法 予以澄清。然而,这三个屎盆子的臭气流传甚广,对我的伤害极大,不消除影响我 很窝心。 一个屎盆子是“为3 万元而奋斗”,一个屎盆子是“带着镘头下乡”,一个屎 盆子是“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 “为3 万元而奋斗”的揭发人是从维熙。我听到的原话并非如此。这是为了把 我搞臭,记者受命歪曲的。从维熙写有《走向混沌》一文,据实更正,我就不再赘 述。 “带着馒头下乡”也是我的一位老友揭发的。当时,我在京东的家乡挂职,这 位老友在京西的山村体验生活。我俩返城休假,在我家小酌,谈起农村在高级合作 化以后,粮食产量下降,却浮夸丰产,实行高征购,农民口粮不足。这些情况,在 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那本《毛选》五卷中,有更详尽的记载,不是我和那位 老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在家乡挂职的职位,算是乡和大社的领导人之一,在 乡和大社机关吃饭,有酒有肉,不缺香油白面。然而,看到乡亲们吃不饱,尤其看 到本族同宗的老人、小孩饥肠辘辘,心里很不好受。于是,每次回城,都买15 斤 左右馒头,装在一个大人造革手提包里,拎回来分给大家打一打牙祭。如果是为了 自己食用,完全没有必要付这个辛苦。因为我享有乡和大社领导干部的特权,吃喝 不比城里差。 我这位老友揭发,跟从维熙一样,本是为了敷衍塞责。准想,竟然引起茅盾先 生的浓厚兴趣。在对我展开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批判中,茅盾先生 写了两篇批判文章,做了一次长篇批判发言。书面和口头,每次都痛斥我的,“带 着馒头下乡”,而且把带馒头的方式从拎提包改为挎篮子。如此艺术加工,颇有乡 土风味。 1957 年我的年资和级别,不能坐小车,那时的小车也比现在少得多。我往返 城乡,要换乘几次市内公共汽车和郊区长途汽车。馒头装在篮子里,而且挎在胳臂 上,多次换车岂不要被挤得七零八落?我当时就想,以茅盾先生阅历见识之深广, 生活经验之丰富,怎么能说出和写出如此违背生活常识的话语呢? 茅盾先生逝世,一些人耽心我不忘旧恶,可能拒不参加向茅盾先生遗体告别仪 式和追悼会。我没有那么心胸狭窄,多少还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人量事。这 两个活动我都参加了,对这位文坛老人尽到了晚辈后学的敬礼。 回忆“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的冤案,我更痛心。 揭发此事的人,是一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大姐。她是一位老革命,我出生那 年她就入了党。我们亲如姐弟,两人无话不谈。我划右后,她也被内定为右派,为 了立功赎罪,把自己从恶运中抢救出来,便不顾情义和事实,千方百计加罪于我, 开脱自己。 50 年代,按照缴纳党费的规定,中学生中的党员每月交五分钱,大学生中的 党员每月交一毛钱。我在中学时期入党,后来又上大学,交过五分也交过一毛。由 于50 年代稿费高,我已经是个“万元户”,所以我每月又交一部分稿费,到1957 年累计已达两三千元。这位老大姐故意只说一面,掩盖另一面。各路报告急需此等 “臭闻”,便一不跟本人核对,二不向组织部门查证,纷纷捅了出来。姚文元著文 惊呼:“令人不寒而栗!”这三个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我并不想逆来顺受,几次 进行解释,说明真相,都被斥为“纠缠小事,趁机反扑”。于是,这些污蔑以讹传 讹,更被坐实。 那位老革命大姐,最后还是被划了右,4 年后身患癌症惨死。1987 年,“反 右”斗争30 年,我写了一篇怀念她的文章,记述我对她的感谢和哀思。 这也是她身后唯一的一篇悼念文章,不少熟人读后感动得落泪。 呵!往事不堪回首。 抚今追昔,不堪回首往事话当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