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1966,我被逼出北京 我在1962 年春天被正式宣布摘掉帽子,以后又发表了我在60 年代的独一无 二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同志曾拜托北京市委给我安排个工作。但是不 久,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形势便又紧张起来。由于不忘阶级斗争,我的工作 也就不能安排,户口本的职业一栏,便填上“无业”二字。 由于不忘阶级斗争,摘掉帽子也不过徒具虚名,其实仍被做为阶级敌人和治安 对象,所以管片警察常来看我。当时,我正埋头写作长篇小说《狼烟》(现在的这 部《狼烟》便是根据原来的残稿整理修改的)。我常常主动请警察翻阅我的手稿, 以表明人不作暗事的心迹。他对我的创作并无兴趣,只不过由于我居住独门独院, 需要经常亲眼看一看我的生活动态,向上汇报。 1966 年6 月,一场使中华民族遭受10 年浩劫的史无前例的大悲剧,在北京 的学校里揭开了序幕。 这是个不样之兆。我感到事态严重化了,很可能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于是,我想起家乡的一句民谚:“小乱进城,大乱入乡。”便向我的妻子提出,回 家乡去。我曾多次想回乡务农,但是我的妻子担忧我的独立生存的能力很差,农村 的生活艰苦,劳动繁重,怕我遭遇到难以预料的困窘,同时也不忍与我分离,而对 我婉言劝阻。现在,面临着越来越险恶的形势,她终于表示,这条路可以考虑。 几天后,我的虎侄儿从乡下来到北京。他在乡下念中学,学校也停了课,建立 了红卫兵组织,他是本校红卫兵的三巨头之一。他和他的战友们是到北京大学取经, 然后回校照北大的方式去干。他们在北大参观了一天一夜,又到团中央去观看楼台 示众。他告诉我,胡耀邦同志被挂上大牌子,拧住胳臂,掐住脖子,抓住头发,押 到楼台上被恣意凌辱。对于这种惨痛的景象,我真是耳不忍闻。胡耀邦同志对于我 在青少年时代的成长曾给予很多扶植和教诲;1967 年以后,也还能从他那里得到 关心和鼓励,使我发奋自强。他出身贫苦,1929 年14 岁参加中央红军,在五次 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建国以后的17 年 中,无论是担任部队、地方或青年团的领导工作,都表现出卓越的胆识和才干;而 最令人敬佩和热爱的是他永远满怀革命激情,胸襟开阔坦白,极其爱才。这样有德 有才有功的革命战士,竟被诬陷为黑邦头子,这到底是要干什么? 北京已经陷入热昏和发疯的状态,再也不能住下去了。于是,我对虎侄儿说: “我想回乡,你看是不是冒险?”他说:“乡亲们对您都有感情,不会整您,而且 我能保护您;生活上,由我妈来管您。”我要他赶快回村,替我安排。 我整理行囊,想把我的长篇小说带走;我的妻子怕被人告发转移罪证,一定要 我把稿本留下候审。然而,这部被装订成三大巨册的长篇小说,并没有荣幸地受到 哪一位红色检查官的审阅。不久,从江苏、东北、海南岛来北京大串连的红卫兵, 借住我家两间房子,承蒙他们慧眼一瞥之后,便从各册首尾两端撕起,充当生炉子 的引火纸。在这些小将们被礼送出京以后,他们给我留下了3 册无头无尾的残稿; 2/5 以上的篇幅,曾为小将们供应光热,温暖了这些不远数千里而来的稚子,也是 我的莫大光荣。 我告别了北京,毫无留恋。在我走后不多日子,红卫兵在一声号令之下,冲上 街头,北京笼罩在红色恐怖的血光之灾中。北京市文联跟我家隶属同一个派出所, 老舍先生被殴打得头破血流之后,押送到派出所看管。深夜,正是过去常到我家来 的那个管片警察护送他回家。当时虽已夜深而人却不静,大街上仍有红卫兵纵横驰 骋,他们只得穿行小巷,以免再遭不测,据管片警察后来告诉我,在路过我家门口 时,他对老舍先生说:“刘绍棠就住在这个院里,他是走得早,不然头一批就得把 他打死了。”是的,我被逼出北京,得以免遭毒刑拷打,得以死里逃生。岂止死里 逃生,而且是被放逐到乐园里。在四次文代会上,50 年代的许多同辈们相聚一堂, 互道惊险。在10 年大浩劫中,人人在劫难逃。只有我没有挨批,没有挨斗,没有 挨打,没有受着罪,还写出了3 部长篇小说;有位老大哥开玩笑说: “天不灭刘。”天意乎?非也。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 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