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儒林村成为“集装箱人库” 《地火》、《春草》、《狼烟》是我被划右以后,回到我的生身之地一—北京 通县儒林村,在我栖居的荒屋寒舍土炕上,十分艰难地写出来的三部氏篇小说。 这三部长篇小说与我50 年代的作品异中有同,也跟我平反之后的作品同中有 异,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 1949 年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这个满身带着乡土气味的农家子弟,因接连发表 描写农村新人新事的作品而闯入文坛。 当时我是个学生,先是中学生后是大学生,青年学生的审美情趣,不能不在我 的创作中有所反映。清新、优美的纯情,是我50 年代作品的总体特色。 我在中篇小说《夏天》(11 万多字,应算长篇)里的美丽文字,今天读来仍 令我怦然心动,使我仿佛又看到当年的我:一个19 岁的土气、灵秀而又任性的北 京大学学生,在男女同学依依惜别的伴送下,走出校门,投入社会,仿效苏联作家 肖洛霍夫,回乡定居。那个时期,肖洛霍夫在我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夏天》深受他的《静静的顿河》的影响。 我不知别人的写作习惯,反正我每写一篇小说,都像面对读者。我把这些假想 的读者具体化,使他们形象地站在我的面前。50 年代,我写小说时,眼前站的是 我的同学。我力求写得使他们满意,受到他们的夸奖。所以,我的50 年代作品, 写对话使用农民口语,而在叙述描写上却有不少学生腔。 1957 年我被戴上右字号铁帽子遭受全国批判,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回乡撸 锄杆子。我被逐出文坛,创作上已经心灰意冷,但是由于乡亲们的厚爱,使我在荒 屋寒舍中得到个温馨安宁的生活环境。静极思动,创作激情竟又死灰复燃。开头, 我只是写小说以自娱,自己写给自己看。没有一篇或一部写完,都是断尾巴晴蜒, 只是我正式投入创作之前的“热身”。这些有头无尾之作,虽然没有保留下来,但 积存在我的脑海中。 从这时起,我不再以学生或作家的眼光看文学,而是以农民的眼光看文学。 于是,我发现,我们的不少文学作品,跟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需要和爱好, 相差甚远,隔阂很大,我们的许多文学作品,不是写给农民看的,也没有想过写给 农民看。自我拘限于文人小圈子之内,严重脱离群众却还沾沾自喜,顾盼自怜。 当年我虽被划右,开除出党,文坛容不得我,但是回到村里,便成了“土圣人” 和“精神领袖”。现在可以说了,我村的党支部和团支部,多年来一直接受我的思 想影响。10 年内乱中发展了7 名党员,有4 名是在我的指导下写的申请书。我那 荒屋寒舍,每晚串门的人挤破门窗。我生活在群众之中,密切联系着群众,因而在 写作《地火》、《春草》、《狼烟》时,便不能不群众化。 十年内乱中,我那个生身之地的小村,不但本村人满为患,而且还要充当“集 装箱人库”,前后收留过上百位匆匆过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那个生身之地 的小村至今屹立在京东北运河边,而那上百位过客却一去不复返了。 这些过客,有下放干部和插队知青,也有“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的城里闲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各色人等,应有尽有。 当时,我虽在形式上已经摘掉右字号铁帽子,在村里不但不受管制,而且充分 享受乡亲们对我的优待。但是,外来人不知内情,在他们眼里,我仍是个洪水猛兽, 对我怀有戒心,深怕跟我来往而蹭黑了自己。远怕水近怕鬼,画虎画皮难画骨,我 对这些过客知人知面不知心,也深怕跟他们稍有接近,有可能被反咬一口,自找倒 霉。 下放干部七八个人,编成一组,老贫农王二哥带班,下放干部中不管大官小官, 多年四体不勤,下趟子干累活儿,不出三天就得累趴炕上。正值盛夏,队里给他们 一人一把镰刀,到河滩上割青草,比下趟子轻松得多。割草虽不计件包工,多少也 得有个定额,那就要过秤和记帐。王二哥只认得秤却不识字,队里就派我给当帐房 先生。 赤日炎炎似火烧,河滩青草半枯焦。王二哥带领下放干部头顶着火盆子似的太 阳,挥汗如雨割着草,我却坐在绿树浓荫下看报,等候他们把青草送到面前。 有个下放干部虽已落魄,仍然不肯落价,自以为比我至少高一等。他割草割得 头昏眼花,突然把镰刀一扔,嘶哑着嗓子叫道:“这不公平!”“怎么啦?”王二 哥直腰问道。 “为什么你这个老贫农吃苦受累,却眼看这个老右身不动膀不摇,汗珠子不掉 一颗?”此人叫得一声比一声高,“这不光是不公平,而且是严重的丧失立场!” “放屁!”王二哥八辈子贫农,根红气壮,“我们村多少年才出了这个作家,还想 打个佛龛把他供起来哩!”伟大领袖有过最高指示,谁反对贫农谁就是反对革命。 此人虽不服气,也只得闭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