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难忘那一株晒蔫的丁香 运河滩上3 个村,紧挨着京津公路支线,1972 年仲夏的一天,一辆上海牌小 卧车从此地路过,忽然在路边的柳荫下停住,从车里走下一个人,站在荫凉中做深 呼吸动作。他看见公路下有个老头打青柴,便随便问了一句:“听说刘绍棠就住在 这个村庄,是吗?”打青柴的老头答道:“是。”“他表现得怎样呀?”“真正老 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坐上海牌小卧车的人点了点头,说:“他已经摘掉帽子, 表现得不错就要给出路。”说完又坐车走了。 于是,传闻四起,说是中央即将给我落实政策,又要出人头地了。 我在村里是个等外劳动力,体力不如半大小伙子,技能比不上小脚老太太,本 来已经对我优待宽容的大队干部,趁机也想给我找个长期的轻活儿。 正巧,上边下令,各村都要办起中学,普及中学教育。公社中学改为高中,淘 汰的教师分配到各村,师资仍然严重不足。大队干部想到我当过作家写过书,又念 过北京大学,教个初中必能游刃有余,便就地取材,把我的名字呈报公社革委会审 批…… 公社革委会也听到“中央首长”打听我的情况的传闻,放着河水何必不洗船? 便做个顺水人情,批准我为本村初中代课教员,随时可以撤换。但是,他们也没有 完全丧失“革命警惕性”,指示村里只许我教理科,不许我教文科,以防在意识形 态领域放毒。 同时,又给我村初中班分配一名分派教员教文科课程,兼班主任。 这个初中班,虽然只有十几名学生,大队干部却百倍重视,要盖一座新的红砖 瓦房做教室。公派教员来临,一时不能上课,就在新教室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我也 在工地给和泥的壮工挑水,上下午各挑5 担便完成了任务。 我跟这位公派教员一见面,便大吃一惊,这不是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小 徐吗? 两年前,一群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我们这个县,走上工作岗位之前,要接受一 年劳动锻炼,被集中在运河滩的“五七”农场开垦稻田。大学生们每天上工收工, 都要从我村穿街而过。农场场部和大学生宿舍,就在我们村外,我苟全性命于乱世 的栖身之所,正把村口。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遇见我便点点头,并不过话。小徐 是这些大学毕业生之一,又是少数女生之一,而且眉眼俏丽秀气,身姿婀娜多姿, 不但吸引小伙子的目光,而且姑娘们也都夸赞她那杨柳细腰的身段,给她起了个外 号叫条儿,把她的风韵比喻为柳条摇曳。这个外号不但叫开了,而且至今仍有人叫。 可见她给村民留下的印象,多么不可磨灭。 劳动锻炼结束以后,大学毕业生们走上工作岗位,小徐被分配到我的邻村一所 中学教书。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政治运动中“畏罪自杀”,她就不受信任不 被重用,整日像受气的小媳妇。运河滩三个村每月放映一场露天电影,她来到我村 看电影时,差不多都到我的住处坐一坐,神情发呆,沉默不语。我说她像一株晒蔫 的丁香。 早在1951 年冬,我摘掉帽子。1962 年春,胡耀邦同志叫我到他家谈话,问 我今后的打算。我说,我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他当着我的面,立即给 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打电话,请刘仁同志帮忙。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院 长,曾当过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更是耀邦同志的老下级,对耀邦同志当然有求必 应,所以我到北京师范学院教书,十拿九稳了。谁想,我的户口直到6 月才转回北 京。这时,北京师范学院院长到瑞典当大使去了,胡耀邦同志也到陕西当省委第一 书记,不在北京。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下放支农,北京 师范学院概莫能外。有个前院长的老部下,也是个摘帽儿作家,在我之前被安排在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课,受到“优先”裁汰,“八千里路云和月”,支边去 也。如果我报到上班,恐怕也要给“支”到雅鲁藏布江畔,或珠穆朗玛峰下。即使 我熟悉了藏族同胞的生活,中国文坛多了一个写少数民族题材的“票友”,却少了 一个全力以赴写大运河的“科班”乡土文学作家。两相比较,于公于私,哪个合算? 也许正因我跟北京师院有此因缘,小徐竟把我视为亲人。她是我的本家侄女的班主 任,常来家访。我在侄女家吃午饭,也就留她吃过饭再走。吃饭时我大谈“杂学”, 她都闻所未闻,听得入迷。 她教书教得很好,立功仍然不能赎“罪”。降格下放,到我村教这个等而下之 的初中班。她借住在我侄女家,跟我的本家嫂子同住一屋,亲如姐妹。 我住在西厢房,跟她们比邻而居,不拆墙也像一家子。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旷男怨女朝夕相处,难免引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 判词之疑:移干柴而近烈火,无怪其燃。 初中班红砖房教室竣工之日,也是普及中学的狂热退烧之时,公社革委会变了 卦,撤销我村的初中班。于是,我又去修理地球,小徐仍回邻村中学当受气小媳妇 儿。 当天夜晚,我在孤灯下写作长篇小说《地火》,直到鸡叫黎明,疲倦渴睡,扯 开被子想躺下来,从被子里滚出一个日记本,打开一看,是一张小徐的四寸放大照 片,背面写着字:“绍棠兄:我的心日日夜夜伴随着你。小妹一九七二·七·十二。” 我然怅若失。 她的母亲徐大婶年过七旬病逝,我通知我村的书记、村长,允许将徐大婶的骨 灰安葬在村西大运河畔丛林中。她的父亲尸骨无存,我叫她刻一块青砖,跟徐大婶 的骨灰合葬。 这两年我们没有见过面。1995 年7 月16 日—7 月22 日,在北京劳动人民 文化宫大殿,举行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和刘绍棠乡土文学创作展览,参 观者共计5000 多人。工作人员把留言册送到我家里,我一页一页翻看。1995 年 7 月21 日那一册上,有一页的题词是:“人民作家永受人民的厚爱。徐晓妹。” 这个题词传递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掐指一算,这位当年曾叫条儿的徐晓妹已经 50 岁了,我请工作人员代我送去蛋糕和鲜花。又赠贺联: “徐娘半老,霜叶红似二月花;风韵犹存,秋光仍见三春色。”这是套用杜牧 “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的诗意。 呵!人生一世,真如草木一秋。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