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扬长避短,小中见大一—我写第一个长篇《地火》 50 年代,我就有写作多卷体长篇小说的主观愿望;其志可嘉,但是实属自不 量力。我那个由于1957 年问题而从印刷厂被退回,一悲之下又被我埋葬于院中枣 树下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当初动笔时,就曾想突破100 万字大关。然而写 来写去,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写了50 多万字便告结束。 年轻人好胜,难免虚荣心,总觉得作品写得长,篇幅大,脸上才放光。 而社会俗见,也把大本书与大才华和大成就等量齐观,相提并论,好像没有写 过长篇小说,就算不得有成就的作家,而不写出几卷或几部的大长篇小说,就算不 得大作家。年轻人为这种俗见所左右,便大写特写,以求一鸣惊人。 我也未能脱俗。不过,我是在出版了四本短篇小说集和两本中篇小说以后,才 写长篇的,多少还算是循序渐进。然而,一支笔写起长篇来,社会俗见便像鬼祟附 体,好大喜功。由于不再好高骛远,我把我所反映的故事,限定发生在一个很小的 区域,实际上就是北京东南郊,北运河两岸方圆百里的区域;我所描写的人物,也 主要是普通劳动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斗争。 京东地区和这些人物的战斗历程和革命故事,我是熟悉的;因为我虽年幼,但 是抗日战争中期就上了小学,解放战争后期上了中学,经历了那个时代,感受很深, 印象很深。后来,我又从农村进入小城市通州,从小城市通州进入大城市北京,不 但喜欢博览书报,而且当上了报童,更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使我对当时国民党统治 区的状况颇有了解。我没有当过兵,没有上过战场,不会写正规部队作战。然而对 于县大队、区小队和村民兵队的打游击,我是见识过无数次的,所以写得了。 特别是进入70 年代我经历了许多的人生磨难,在先后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两个祸国殃民的反革命集团后,创作的热情得到鼓舞,我进入了我的文学创作的旺 盛期颠峰期。 1971 年10 月一开始我就量力而为写长篇小说《地火》。 我一口气写出了六七万字。我誊写得工工整整,装订成册,交给几位青年传看。 由于这六七万字主要写的是乡土人情,所以很引起他们的兴趣。 写这种题材的小说,我与那些在战争年代有过丰富的斗争生活的年长作家相比, 是先天不足的。而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得一立足之地,必须在人物、情节和故事上, 力求写人之所未写过,同时也必须在风土、情趣和色彩的描写上,力求尽量多表现 一些个人所有的特点。既避人之所长,也避自己之所短,设法与众不同,至少颇有 所异,虽未必就形成独特的风格,却可算是有此一家,我一向是如此实行,当然还 远没有实现。 于是,我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态度庄严起来。 然而,没有完整的创作时间,创作的兴致更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心情不能始 终如一;所以这部小说的写作便因农时的忙闲而时断时续,更因政情的变化而忽冷 忽热,拖延了4 个年头,才把初稿写完。 我摆脱追求表现大主题的心理。只写一个小小的地区和这个小小地区的斗争生 活,以小见大,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风貌。 我决心一不贪大,二不求全。 大而全人物必然多,每个人物都不能不有一点故事,每一点故事都不能不有一 点来龙去脉的叙述和描写,于是越写越散,越散也就人物越多,形成恶性循环;有 如官僚体制,机构臃肿。打消了大而全的念头,就精简了机构,裁汰了冗员,故事 也就比较紧凑了。紧凑,便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越是认识到有所不为之必要,也 就越要把那些可有可无的人物删掉。 大而全,便要横生枝节,多而散,更是节外生枝;横生枝节和节外生枝就必然 乱而长。反之,打消了大而全,精简了人物和紧凑了故事,去芜存精,也就剪裁得 不乱不长了。 我有个习惯,作品越改越短,一方面是出于在艺术上力求简洁明快,一方面也 是为了减轻体力劳动。抄稿子是个苦差事,少抄一个字都是减少一点负担,而为了 减少负担就不得不斟字酌句。所以,抄稿子这个差事虽苦,我却从不请人代劳。 47 万字删掉17 万,好像春暖花开脱掉了沉重的棉裤棉袄,换上了单衣,直 觉得一身轻松,神清气爽。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