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把文学的根扎在人民的泥土里 1953 年,我在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的《前记》中写道: “这里的五篇小说,都写的是我的家乡——北运河平原上的故事。我出生在这 个平原上紧紧靠着河边的一个小村庄里。运河的河水和平原的土地,哺育我长成为 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17 岁的青年。我和我的家乡,有着一缕深深的,就像母子连 心那样的情感。”是的,在我的思想感情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这是因 为,我有生60 年,前40 多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我的家乡度过的。从落生到10 岁, 我没有离开过运河滩方圆几十里。10 岁进城读书,从高小到大学,每年寒暑假3 个月和重大节假日,我都回村去。20 岁专业创作,又回到家乡担任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党总支副书记。1958 年我遭到处理,先是在本村劳动,以后集中劳改, 也是在运河西岸的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上干活。只有1962 年春到1966 年“文化 大革命”初起,等待安排工作的4 年间,我完全住在北京。而此后一直到平反的十 几年,我又在本村定居。 所以,我虽然是个从小学门进中学门,从中学进大学门的纯学生出身的知识分 子,但是我的根却深深地扎在农村泥土里;而在城市中,我不过是一叶浮萍。因此, 我的作品,主要是写农村生活。 不少年轻的同志写信或口头向我提问,我是受谁的影响而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我回答说,是人民,家乡的人民。 我是个农村孩子,虽然自幼喜欢看书,但是在旧社会的农村,尤其是战乱年代 的农村,是很难得到多少书籍,更得不到当时的文艺作品的。10 岁以前,我读过 一点唱本,而属于艺术性的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口头传说的民间故事和民间艺人的 演说评书。此外便是民歌民谣、民间音乐和民间绘画的陶冶。我的中篇代表作《蒲 柳人家》,很多情节是我童年生活的写实。 我10 多岁就写农村,也在农村写。 《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都是我在1952 年的暑假期间,在本 村写出了初稿。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也是我在1954 年投考大学以后,回乡 等待发榜期间,在本村把第一稿写了出来。 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屋里坐不住,也没有养成夜间工作的习惯 ;我的写作场所,不是在村后的柳棵子地里,便是在河边、堤坡的绿树浓荫下。或 是趴在白沙地上,或是背靠大树,交替动作,一写就是半天。 写累了,翻过身来躺一躺,站起来走一走,就可消乏。这个基本功,后来对我 大有用处。60 年代和70 年代,当我匿居荒屋寒舍写作《地火》《春草》《狼烟 》这3 部长篇小说时,由于没有写字的桌子,只好搬个小板凳在土炕沿上写,但是 冬天每个季度只配给142 斤煤球,室内冷如冰窖,便钻进被窝中去,枕头垫胸,俯 卧而写,不以为苦。 我的小说的人物和场景,主要采自本村。有的故事和情节,虽然取自外地,但 都必须经过我的一番“同化”,变成家乡风味,才能写得出。 正因为我跟家乡母子连心,我才敢大乱入乡。 前文说过,我的童年遭过三灾八难,都是乡亲长辈们使我死里逃生。我一落生 便是个假死,农村叫草命生,是一位姓赵的老奶奶把我救活的。4 岁那年闹土匪, 三更半夜土匪进村绑票,全家逃散,把我扔在了炕上,是一位名叫大脚李二的大伯 爬墙上房,下到院里,走进屋去,把我掩抱在怀里,带我脱离险境。5 岁那年我在 村边的池塘中凫水,忽然沉没于深水中,是一位姓刘的老叔用鱼网把我打捞上来。 6 岁那年完秋,我跟伙伴们在收割后的田野上追兔子,不小心被枯藤绊倒,尖利如 刺刀的荐子扎伤了我的喉咙,是一位姓赵的老爷子给我急救,得以不死。7 岁那年 盛夏,我得了瘩背,也就是痈疽,生命垂危,是一位姓田的把式觅来一个偏方,妙 手回春。……1958 年,我沦为贱民,秋天身患时令病,病得像霜打的黄瓜秧,乡 亲们让我看场,等于疗养;但是,外号“土皇上”的公社书记,竟连下数道通令, 逼我去参加大兵团作战,日夜深翻土地。我不得不仓皇出走,“土皇上”又派遣警 察、民兵,对我进行搜捕,是乡亲们掩护了我。乡亲们眼看我从村西过河,却指告 他们我从村北逃遁,等他们追赶到京津公路上,我已经乘坐长途汽车离去。 后来,这个“土皇上”恶贯满盈,遭到法办,乡亲们无不额手称庆。以上这些 救命之恩,我都分别写进我的长、中、短篇小说里。 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对我是情深义重的。 这还因为,我在本村是小辈,自幼串百家门儿,长辈们眼见我长大,很喜爱我。 我敬老,也爱幼,乡亲们对我感到最满意的是,我几十年来一贯十分注重尊卑长幼 之礼,对待长辈,言谈举止从未有失礼貌;而比我年轻的一代又一代,都曾感受到 我对他们的挚爱。这十几年,儒林村陆续出生的小孩子,至少一半是我给他们取的 名字;这是他们的父母给予我的光荣,他们长大也会记起我。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