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不怕犯错,就怕犯忌 读到西德汉学家马汉茂的一篇文章,引起我感慨万千。 马汉茂在上海教过书,曾到北京访问,我跟他谈过话,对我的观点有所了解。 此人在西德主编了《毛泽东集》,发现毛泽东在1957 年以后,谈到刘绍棠竟有5 处之多。 伟大领袖为何对一个小小的青年作家如此看重呢? 当年,郭沫若怒气冲冲地大呼:刘绍棠狂妄至极,把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 出的话,说了出来,写了出来! 郭老此话,讲于1957 年11 月,地点在北京首都剧场舞台上。 什么是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出的话呢?批判冯雪峰时我也在场。从众多的 批判者口中得知,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出的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意见。 然而,事隔22 年,到了1979 年春天,1957 年批判我“右”的“圣之时者”, 又斥我为极左了。 中外研究我的创作的人分歧不少,却有一个共识,都认为我是毛泽东文艺思想 的信徒。当然,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有夸的,有骂的。 1980 年到1990 年,我出版了6 本论文集,每一次都想附录我1957 年的论 文,以便使读者了解我的全貌。但是,每次都遭到出版社的婉拒。他们认为,我1957 年的观点,应被划为左而不该划为右,现在公诸于世已属陈旧。 那么,1957 年钦定我为文艺界三大反党典型之一,冤枉不冤枉,奇怪不奇怪 呢? 何谓文艺界三大反党典型?即以丁玲、冯雪峰为代表的“左联”时期作家反党 典型;以陈涌、钟惦为代表的“延安时期”作家反党典型;以刘绍棠为代表的共和 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 以伟大导师那“洞察一切”的目光,难道看不出我对他是多么狂热地崇拜,对 他的思想是何等执着地信仰吗?我在字里行间充溢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信徒的激情, 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为什么却要以我进行“全国共讨之”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醒悟的:我在1957 年被划右,不是犯了错,而是犯了忌。 说我“猖狂阉割、篡改、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罪状”,是我在纪念 《讲话》发表15 周年的文章中,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 械地执行。 这是很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今天看来不错,当年发表时也没有谁说过不 对。 然而,它犯了大忌。 这个大忌,就是我是以“八大”决议的精神进行思考和论述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