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人最自豪的是有你的独一无二 我这辈子,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享有两个独一无二:一个是40 多年创作生涯,长、中、短篇小说都是写我的家乡父老和家乡风土人情,没有杂样 儿;一个是我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北京通县儒林村,前后生活了30 多年。 具有30 多年农村生活经历的作家不少,但在一个村度过30 多年时光的只我一位。 因此,我的作品是典型的乡土文学,我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家。 我从出生到10 岁,在北运河边,儒林村东西南北四框中长大,10 岁走出这 片狭天窄地,进城读书,但是每年的寒假和暑假,仍回儒林村和乡亲们欢聚。寒假 和暑假至少3 个月。回村归心似箭,返校热土难离。20 岁当上专业作家,回乡挂 职提任乡党委副书记。21 岁划右被处理,又回乡务农。直到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 以后,冤案平反,重返文坛,才离开儒林村。但是,在我1988 年8 月中风偏瘫以 前,我每年都回村走一走,住一住。 这个小村,是我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是我以30 多年时间打出 的一眼生活深井。虽然我已写出12 部长篇小说,30 部中篇小说,上百个短篇小 说,以及更多的散文和回忆录,但只不过是从深井里汲上几筲水。 可写的,想写的,还有很多很多。 我是儒林村的第一个作家(现在仍然只有我一个),我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 生(现在已有十多人),我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已有二三十名)。因 而,如果以我为线索,多角度多层次开掘,还能写出多少作品? 肯定不少。 儒林村形成于清朝初年,在旧社会的300 年是个佃户村、长工村、文盲村。村 民从来不知作家是何物。直到新中国成立,我得天时地利才脱颖而出,当上作家, 成了名人;乡亲们认为我给儒林村争了光,是颇引以为自豪的。 所以,在我的坎坷岁月中,我仍生活在淳朴忠厚的乡亲中,受到优待、礼遇和 救护;从来不让我干脏活、累活、重活儿,乡亲们有个红白喜事都请我为座上宾, 生儿养女请我给起名。我在这种宽容亲热的环境中,写出了《地火》、《春草》、 《狼烟》3 部长篇小说,而且曾以手抄本形式,在本村几名青年中传阅。 儒林村在旧社会的300 年里只出了3 个中学生,那就是我,我的叔叔和堂兄。 解放以后,我的叔叔和堂兄参加了工作,只有我一人上了大学。我不但是儒林村的 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儒林村一带几十个村庄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上大学之后几年, 这一带的农家子弟才接连走进大学校门。10 年内乱之前,儒林村出了5 个大学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有3 个农家子弟考入高等学府。 儒林村在1942 年便是抗日堡垒村。由于地处河滩死角,交通不便又草盛林深, 便成了“世外桃源”。日寇占领通县(1933 年—1945 年)12 年,竟没有一兵 一卒到过儒林村。因而,抗日县政府、县支队、区公所、区小队常驻儒林村。但是, 非常奇怪,儒林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却没有一个党员。 解放后,我在念高中时入了党,痛感儒林村不能如此“非党化”,回村便进行 宣传。1956 年,终于有了两个党员。当时我虽是挂职的乡党委副书记,但经常住 在村里,我们3 个人便组成了一个党小组。因此,在我被错误地划右和开除党籍以 后,回村务农,成为人下人,村里的党员跟我仍不见外。不少党员与我来往密切, 党内的秘密不瞒我,我的思想观点也通过他们对党支部起到影响。10 年内乱中, 我还“发展”了4 名先进青年入党。他们在我的指导下填写入党志愿书,只是介绍 人没写我的名字。 1947 年的土改运动,打、砸、抢、抄、抓、杀十分暴烈,我的家乡称当年的 土改为“流血斗争”。“文革”狂飚从天落,我的乡亲们说城里人也没有逃过“流 血斗争”这一劫。所以,我家被划为上中农是过了筛子又过箩,宁“左”勿右毫不 含糊。1948 年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反“左”纠偏,“流血斗争”才被制止。 那时,北运河东岸的革命武装和北运河西岸的反革命武装,在北运河两岸“拉锯”。 民主政府为了孤立敌人,便缩小打击面,土改纠偏只打倒地主,中立富农,而对中 农采取友善团结的政策。分给中农一些地主财物,一方面表示平等相待,一方面也 使得中农没有退路,不能倒向地主那一边。 我们现有的描写当年土改运动的名著,为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和革命策略的需要, 掩饰了土改运动中极“左”的一面。不少参加或领导过1947~1948年土改运动的老 同志,都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艺作品应该“毋庸讳言”。 1953 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家庭出身一栏写的是富裕中农。党组织派人到我 的生身之地儒林村调查,村长盖章证明。所以,毛泽东同志谈到我时,说我是劳动 人民出身的新知识分子。最高指示,光焰无际,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当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黑白颠倒说成是矛盾转化的时候,上中农被“提拔” 为地主也就不足为奇。 我入党那年,一大批志愿军伤病员来到通县的陆军医院治疗,其中几位是特级 和一级战斗英雄,伤势很重,每天都要输血或换血。那时的老百姓对从人体内抽血 心存恐惧,青年学生革命热情高,又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比较容易动员。有关方面 便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学联承担。我是学联负责人之一,顺理成章当起了输血大 队长。有关方面领导同志找我这个大队长谈话,提出三项要求:必须是O 型血;必 须是16~22 岁的青春血;必须是不带任何病菌的血。医院的化验条件较差,对于 带有梅毒病菌的血液很难化验出来,只得采取政治把关代替血液化验的手段,凡是 剥削阶级或反动分子家庭出身的人,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从输血大队中除名。 剥削阶级或反动分子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也一个不要。因为,在旧中国,剥削阶 级和反动分子吃、喝、嫖、赌,最有可能染上杨梅大疮,而且遗传子女。为了防止 流毒只有宁缺勿滥。 我是上中农家庭出身,又是共产党员,还是O 型血,当然受到格外青睐。 每回输血都有我,每回抽血都比别人多。有关方面向我颁发的特别荣誉证书和 奖状,我珍存了40 年。现在已交给“绍棠文库”传留后世。 后来,我家怎么从上中农一跃而为地主了呢? 1957 年我被划右,钦赐我为文艺界三大反党典型之一,全国批判。六亲九族 受连累,自家更难免。1964 年开展四清运动,我的家乡通县是重点试点,“10 万干部下通州”,乌云压城城欲摧。通县50 万人口,派下来的四清工作队员竟将 近10 万人。400 多口的儒林村,就来了70 多名四清工作队员。 他们听说我是这个村的人便不问青红皂白,不顾当年土改运动中的老贫雇农的 反对,把我家算作漏网地主。他们说,划成份不但要讲经济条件,更要看政治立场, 大右派的家庭岂能不划为地主?如此“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又怎能不酿成 史无前例的10 年浩劫? 但是,本村乡亲并没有因为我被划右和家庭补划为地主而对我歧视迫害。相反, 我受到充分的爱护和优待,劳动、生活、行动都逍遥自在,像个桃花源里的五柳先 生。 1979 年春,我的1957 年冤案得到平反。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打算把我家仍 旧恢复为上中农成份,我却没有同意。 这是因为,我家被划为地主以后,一部分房子充了公,所有树木都被砍伐归生 产队使用。成份上平反了,经济上就要补赔。生产队没有钱,便要分摊到各家各户。 乡亲们都很穷,我怎忍心“反攻倒算”?新时期彻底否定了唯成份论,改不改成份 无关重要,不改反而更有“纪念意义”。县委和乡亲们都理解和称赞我的用心良苦, 这就够了。 我:农家子弟,土生野长;名副其实,恰如其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