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
心救世的，象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
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可以肯定。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
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18·5）荷莜丈
人、（18·7）石门司门者（14·38）和微生亩（14·32）等等。孔子自己说：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
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拨。孔
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但这种
“席不暇暖”（韩愈：《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
君则弔”（《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孔
子不清楚？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中原各国，不是政
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下四卿——
韩、赵、魏和知伯。《左传》最后载知伯破灭，孔子早就“寿终正寝”了。齐国陈
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14·21）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
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
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而处于“陪臣执国命”
（16·2）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
所作为。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楚国又被吴
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的边境，和叶公相见。（13·16，又7·19）
纵然有极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3·24）但在二千多年以前，要对
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冯籍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徒抱大志，感
叹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我认为《尧曰篇》“谨权量，审法
度”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的主张。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
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
充足，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度为重要的。（12·7）甚至批评晋
文公伐原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14·15）孔子主张
“正名”，（13·3）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1）而当时
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
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一是子路毁季氏的费城，叔孙
氏毁坏了他们的郈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假使三家
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他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可能逐
渐实现。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18·4）孔子其他政治
主张，仅仅托之空言。


    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孔子所谓“东周”究
竟是此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他言行考察，
可以肯定绝不是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
“损益”。（2·23）他主张“行夏之时”，（15·11）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
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
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
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
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
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得胜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
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他在夹谷会
上，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
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20·1）但基本倾向是进步
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


    至于他的人生观，更是积极的。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交至”。
（7·19）他能够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7·16）这些地方
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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