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 对 ——序 台北的书店明亮华丽,纸张昂贵、设计精致的书映眼满坑满谷,有点排山倒海 的架势。新书上市不到一星期,已经被下一波更新的书淹上来,覆没,不见了。隔 天的旧报纸还可以拿去包市场里的咸鱼, 书,连被卖掉的机会还没有就已被卸下、 遗忘。那被卖掉的书也都是速食品,匆匆吞下,草草抛掉,下一餐速食又来了。 每次跨进那明亮华丽的书店,就难免自疑:我写书,在这廿世纪末的时空里, 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些文章,我知道,既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什么太平,也不能教人如何 “游山、玩水、看花、钓鱼、探梅、品茗”,享受人生的艺术;但是如果把我当作 廿世纪末中华文化里的一个小小的典型,这些文字也许在有意无意间体现了我们这 个时代的焦虑。 焦虑,意味着面对问题追索答案而不可得的一种苦闷;苦闷促动书写,书写成 为一种邀请,邀请有同样焦虑的读者共同追索。我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出发自“我是 什么”的自觉。 毫无选择的,我是中华文化的儿女。当我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山丘上,俯视公元 前七百廿二年以色列国被灭亡的古迹,我必须联想,是的,大约在同一时候,我们 的春秋时代开始。当我读欧洲史,知道一八五○年前后维也纳革命、米兰暴动、俄 军镇压匈牙利革命等等,我不得不想起,是的,那时的两广正闹着大饥荒、上海市 民攻击传教士、洪秀全正迈向广西桂平金田村…… 我生来不是一张白纸;在我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我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却总是以这心中的轮廓去面对世界。正确地说,应该是西方世界。怎么 叫“面对”呢?面对不言而喻隐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对不会说,他一 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 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而我的中国轮廓上却无时无刻不浮现着西方文 化的深深投影,有些地方参差不齐,有些地方格格不入。 我在法兰克福与布拉格、维也纳与斯得哥尔摩之间来来去去,一方面质疑我原 有的轮廓,一方面想摆脱那西方投影的笼罩。走到廿世纪末,回首看见许多前人焦 虑的身影:严复、康有为、胡适之、蒋梦麟……这条路,我们还没走出去。 毫无选择的,我是个台湾人。许多其他社会要花四百年去消化的大变,台湾人 民短短四十年里急速地经验,从独裁到民主,从贫穷到富裕,还有因为太过急速而 照顾不及的人生品质的鄙劣……我们这一代人因此对时代的变动、历史的推演有身 受的敏感。而身为台湾人,所谓时代和历史又脱离不了他必须“面对”的海峡对岸 的中国大陆。 我生下来,就不是一张白纸,纸上浮印着中原文化的轮廓。我以这个既有的轮 廓去体验自己生长的台湾,逐渐发觉其间参差不齐、格格不入的衔接处。从国民党 一党专政时期对中原文化的一厢情愿,到民主时期对中原文化的反省和对台湾本土 的重新认识,以至于对“重新认识台湾”这个过程的戒慎恐惧,我无非在一贯地寻 找一条不落意识形态窠臼的新路;我在对抗旧的成见。 毫无选择的,我是个女人。生下来便不是白纸,纸上浮印着千年刻就的男权价 值体系。女人是温顺柔和、谦让抑己的,男人是刚强勇敢、积极进取的;男人的成 功必须倚赖他身后一个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辅助性的女人。带着这样一个先天印 下的轮廓,我开始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大惊失色地发觉:那格格不入之处远远地 超过任何东西文化之争、任何大陆台湾之隔;社会,不管东方或西方,对女性的有 形和无形的压抑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 于是原来纯属抽象理念之辩的什么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突然变成和包子馒 头一样万分具体的生活实践。我的“命”比苏青、张爱玲要好,生在一个原有价值 系统已经相当松动的时代,但是相对的,我对于属于女性的人权、公平的要求也远 比前辈高。面对男权社会的巨大投影,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的思索。 最后,毫无选择的,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我自己。我对 世界有着超出寻常的好奇;因为好奇,我得以用近乎童稚的原始眼光观照世界的种 种,这种眼光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我对人和事又怀着极大的热情,热情使我 对人世的山浓谷艳爱恋流连。别人的流连也许以华丽的辞藻托出,我却喜欢简单, 总想让自己的文字如连根拔起的草,草根上献沾湿润的泥土。作为我自己,我什么 也不想面对,除了那一碧如洗的天空。 至于我必有的偏执与愚钝;那就要读者自己警觉了。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这套 选集未能收入许多被认为是我行文特色的锋利的文字,并非全貌。为什么呢?哈, 你知道,我知道,历史的巨眼知道。 ※ 本文系龙应台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龙应台自选集》(《野火集》、 《女子与小人》、《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