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搞农业合作化的时候,上面专门派西北师院的书生来帮忙,把地名都改成了可 以入目的字样:野狗坡叫叶岣生产队,野狼沟叫业郎大队,尸骨坝子就叫石鼓生产 队,冤魂滩叫远奋大队。最可笑的是死人谷叫成了诗人生产队,可是那个生产队里 的人别说做诗,识字的都没几个。当地知青思念家乡,吟诵“床头明月光,疑是地 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文化程度最高的生产队会计硬说:毛主席诗词 就是好。知青告诉他这是李白写的,他一口咬定就是毛主席诗词,还要报告公社追 查李白的家庭住址和家庭成份,看看他为什么如此大胆敢剽窃毛主席的作品。 上级和上级派来的书生白忙活了,这里的老百姓还是把叶岣大队叫野狗坡,业 郎大队叫野狼沟,石鼓大队叫尸骨坝子,诗人大队没有诗人,更是继续使用它原来 的名字死人谷。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撤销了,这里的人 民干脆把地名彻底还原,没想到这些怪异怕人的地名逐渐流传开来,大批好奇者蜂 拥而来,居然成了丰厚的旅游资源,每年都能赚不少人民币,有时候还能挣来美金。 当地老百姓就说还是老祖宗厉害,给村子起个名字都能挣钱。 我们住在农民腾出来的土房子里,没有电灯,没有暖气,窗户上没有玻璃,糊 着老祖宗传下来的窗户纸。不论阴晴,屋里面老是黑乎乎的。屋里没有床,睡觉的 家具是土坯垒起来的占了大半间房的大炕。夏天还好混,冬天烧炕就成了我们难以 及格的作业,不是火太旺烤焦了被褥,就是刚刚睡下火就灭了,我们一个个缩在冰 冷的被窝里当“儿童团长”。我们的房东姓张,家长年过半百,老实厚道,家里做 点什么好吃的总忘不了让我们分享。女主人满脸慈祥的皱纹经常让我想起奶奶,所 以我对她格外有好感,她对我也特别关照。他们的儿子大小跟我们差不多,比他的 父辈机灵得多,识几个字,每当我们干重活的时候,他就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问我 们:“吃过这个馍馍没有?”他只对叶笙楠好,队长派活的时候,只要把他跟叶笙 楠分到一块儿,他就像点着了的钻天猴,兴奋得恨不蹿到天上去。往地里拉粪,他 装他卸让叶笙楠躲到避风处偷懒,往地里送粪的时候还让叶笙楠坐在粪车上,他赶 着牵着毛驴在前面走,放开喉咙唱骚曲曲: “尕哥哥赶驴呀嗨,毛驴驴戴花呢, 尕妹妹抹粉呀嗨,急着嫁人呢……”他的表情完全是得意洋洋地幻想送新娘子回娘 家的模样儿。我当然不会相信叶笙楠能看上他那副德行,可是他那副德行却总让我 觉得既可笑又可恨,我很讨厌他。 每天村头的钟声指挥我们劳作。一大早我们觉得好像刚刚入睡,村头的钟声却 已经呼唤我们上工了。我们想在被窝里多赖一会儿,队长就追到院子里用随手抓过 来的棍子、板子、鞭杆等各种能制造出响声的家伙极有耐性地敲击窗框子,嘴里也 不间断地呼唤我们:“上工了,上工了,上工了……再晚就扣工分了,再晚就扣工 分了,再晚就扣工分了……”一直到我们穿上衣服,开门出来,拿起农具东倒西歪 地来到村头,他才开始派活。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了不耽误工时,每天叫我们的 时候都打半个小时的提前量。队长看上去有四十五六,已经生了四个脏兮兮的小娃 娃,当他正式告诉我们他才三十岁的时候,女同学都惊呼了起来,我们过去都叫他 队长大爷,他从来都嘻嘻哈哈笑着答应。 离开家的时候,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都事先分了组,哪几个人到哪个生产队都定 好了。到了地方以后,却没人认真执行这个规矩,我们进行自由组合,重新排列, 谁跟谁熟悉、谁跟谁关系好就凑到一个生产队的知青点去。叶笙楠当然无论如何得 跟我在一起,虽然临走时我妈再三叮嘱我不准我跟叶笙楠在一起。要想人不知,除 非己莫为。我们两人比一般革命同志关系密切的来往被我妈察觉了,她明确表示坚 决反对,理由是叶笙楠她爸是造反派,而且是处级干部造反派,卖身投靠,更加可 恶。跟我们凑到一起的还有排骨、糊面包、红烧肉、习小娟、吴梦娜、孟文丽,刚 好四男四女,村里的人都说这是事先配好的对,让我们在这里永远安家落户呢。习 小娟、吴梦娜、孟文丽是叶笙楠的好朋友,跟排骨、糊面包、红烧肉没有直接关系, 这几个哥们儿是冲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