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经济文化 所谓经济文化就是关于经济的理论和哲学乃至管理学和商业道德等等。 中国既然有悠悠三千多年的商品经济,又有深邃的哲学、伦理及道德传统,势 必也会有独到精深的经济文化。 西汉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是一位 卓有成就的自由经济思想家。这怕是出乎很多人的意外。现在许多研究经济史的专 家,往往把司马迁与比他晚一千八百多年的亚当·斯密相提并论,称他们是自由经 济的两位杰出思想家。 司马迁的非凡处之一,便是以“经济人”的观点观察社会与历史。人除了自然 人一面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属性。社会性里包括阶级性、群体性、职业性、 地域性等等。我们常说的“地主”、“贫下中农”,是阶级人;“首钢人”、“一 汽人”等等,是群体人(企业人);“白领人”、“蓝领人”是阶层性(也有群体 性);“商人”、“教员”、“干部”、“医生”等等,是职业人;“北京人”、 “上海人”是地域性。此外还可以有政治人、文化人等等。以经济人的观点看社会, 就要以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角度和价值观来分析与评断社会、历史。没有一定 的社会经济发展作条件,没有高深的经济知识是不可能做到的。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的人群如此 熙来攘往,奔奔忙忙,都是为了一个字:利!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商品经济社会全部 经济、社会活动的终极目标:利润。这种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是何等的犀利与 准确。其思想的光芒,在今天依旧是夺目的。 他认为:农、工、商、渔、林都是社会的分工,足以分担起社会的经济职能, 而无须朝廷的干预。他说:“人各位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 贵之征贱。各勤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走下,日夜无休时。? 只要人们各自从事自己所特长的事业,尽竭所能,便可得到自己所想得到的。 所以,物品匮乏了,价格便贵;物品多起来,价格就便宜。物价贱了,商品就 会流向价格贵的地方;物价贵了,人们就会奔向物价便宜的地方,各自勤奋地对待 自己的职业,自觉自愿地从事自己的工作,社会就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日夜 不休。这里,他分明地描绘出商品的价格机制这只无形的手在调节着社会的运行、 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他又继承了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要求人们“勤业乐事”, 提倡一种敬业精神和经济商业道德。无疑,他是一位将中国哲学贯彻于商品经济之 中的自由经济思想家。他的这种思想,与亚当·斯密的自由商品经济思想——依靠 价格的杠杆调整社会经济与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多么相同啊,但却比后者早了一千 八百多年。 司马迁写《史记》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这早为所有的史家所称道,因而《史 记》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信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司马迁在《史记》里 专门写了《货殖列传》为一大批商人巨贾立传使他们名留青史。 可是对他反对的桑弘羊这位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却不肯列传记载。因为作为自 由经济的思想家,司马迁不同意汉武帝的统制经济政策,把这一政策的设计师桑弘 羊看作是商品经济的阻碍者、绊脚石。他认为对待商品经济应当是“善者因之,其 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最好的办法是听任商品经 济的自由发展;其次是引导,使其利国利民;再次是教训,非要人家按你的意思办 ;再次是整齐划一,硬性规定不准干这干那;最下下的就是和民间的商品经济一争 高下,以国家的力量挤兑商品经济,这分明是对汉武帝统制经济政策严厉的批评。 他所倡导的自由商品经济,以价格机制调节社会运行的政策,在今天仍然令人仰慕。 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智慧。 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农产品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商业性种植,繁荣的手工 业、商业城市遍布全国。徽商,晋商等官商集团的兴起,开始出现了对一些行业的 初级形式的垄断,如米、布、茶、染料等等。与此相适应,中国有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商业契约制度以及习惯法体系。这说明,中国古代经济正在逐步演变为现代的商 品经济,已经开始迈向现代意义的经济的门槛。 因此,中国文化中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明代的大儒学家王阳明把“士农工商”中列为四民之未的商人引为士的同道, 说士可以把其他行业的人看作同道。他的这种“异业而道”的思想,从社会伦理学 的角度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清代的张春,原来一心一意博取功名,41 岁才考上状元。此后,这位大儒竟 然辞官回乡创办大生纱厂,历尽坎坷磨难,终于建成当时第一大企业集团。他又办 教育,从师范到创办大、中、小学,甚至办戏剧学校、盲哑学校、幼稚园等等。 为什么张謇从一位儒家士大夫变为实业家呢?这与儒家的入世思想有密切关系。 儒家的理想不在天国,不在彼岸,而在于此生此世此地,主张“治国齐家平天下”。 以奋斗而推行“仁”“道”,建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因此,张 謇以救国的理想,积极奋进的儒家精神办实业,超越了单纯的利,把求富变成求 “道”,实现了儒家君子传统和救国救民的时代要求的结合。所以,中国的许多企 业家,包括大批海外华人实业家,一面讲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古 训,一面艰苦创业,在生活上自律甚严,而又能将自己的所得奉献给社会,原因就 在于他们将自己求富的动机变为儒家的“义”,是为“道”而行。在伦理道德观上 做到了统一,取得了心理上的平衡。而且,许多大实业家也真诚地信奉这种精神, 使自己的商业行为具有更高价值观的富国利民强兵之道。 儒家文化中的这种进取精神和“仁”“义”“道”的观念竟成为现代企业精神, 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赐予。 一大批成功的日本企业家正是在这种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获得成功的。 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事恩敬”的敬业精神,奋进精神,勤俭的工作态度, 也与现代企业精神相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求每天都有新的面貌, 新的成绩。 中国儒家文化重理性,特别是重视实质理性,即是否真正合理的一面,也为现 代企业管理提供了精神原则。比如:日本实行企业家庭化,职工终身雇佣制等等, 即强调了家庭对于社会的重要作用。这是典型的儒家伦理标准。 把企业视为家庭,要求相亲相敬相睦相信,彼此忠诚。这种价值观念竟使得日 本的经济飞速发展,而且超越了以个人自由为价值观念的美国,不能不起引我们的 深思。如今,美国的许多企业也开始引入这种日本的儒家模式、家庭关系模式。作 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我们自然应当认真总结我们传统的经济文化,以及传统文化 中的优秀部分,创造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使我们能奉献出新的业绩, 而无愧于我们光荣、智慧的先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