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书》 查尔斯·麦格拉斯《20世纪的书》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冒犯常怀更深爱意 从《20世纪的书》一书背后,我再次明白那个事实:书评写作是个倒霉行当。 如此念头自产生之日至今已是深入骨髓。就算阅读《20世纪的书》这样的宏篇 巨制,也依旧难于改变…… 但稍有松动的是,我发现,就算它果真就是个倒霉行当,假使真就无视、不屑 万众一心所谓投入产出比、性能价格比,书评写作会成为一次又一次冒犯实验: “赞美”是对自我的冒犯,而“怀疑”则是对作者的冒犯——此二者无论哪一种, 都足够刺激。 当一个人的精神弯下腰来,匍匐在灰蒙蒙字、句、段落之间,那便是一个精神 向另一个精神的致敬——我的感想是,“冒犯”常怀更深爱意。 难就难在任何书评同时都多少带有“解说”之责——可其实,它几乎不可能。 将“不可能” 操作为一种勉强可能,姿势或腔调、声音或音量,有时甚至比最切肤的感受还 重要——所以有人早就说: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 一九一二年,书评人Fyodor Dostoyevsky读毕《卡拉玛佐夫兄弟》,称陀斯妥 耶夫斯基为“自暴自弃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一九二○年,书评人史密斯·伊利·杰里夫(医生)读毕《精神分析通论》, 称弗洛依德为“梦的巫师”; 一九五八年,书评人伊丽沙白·珍妮维读毕《洛丽塔》,称纳博科夫为“一名 被宠坏的诗人转为业余的文学批评家”; 一九八四年,书评人多克托洛读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称米兰·昆德拉 是一个头脑一流的捷克历史的牺牲者…… 这些“格言”般的结论当非“举手之劳”……它们多半是两颗灵魂相互冒犯后 留下的痕迹? 车前子《偏看见》 北岳文艺出版社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车前子好久不写诗。与之平衡,随笔写作日渐其多。尽管我常读各路才俊撰写 的“书评文集”,并有记录阅读心得、以换醋钱的恶习,但读到车在《偏看见》后 记所说“书评文字其实已是书的儿子”一语,仍深有同感——我知道,依照如此 “辈份”切割,我的很多文字已被归如“孙辈”。 《偏看见》一书二十万字上下,主要收入车前子读书随笔近数十篇。很多书我 是从老车文字中得知、得见。车的读书随笔行云流水,闲散无拘,是表象,而其内 里,多有点穴之准——比如,说到陈丹燕,车用到“倦怠”二字,说到林白,车则 选择“不安”二字——以此类推,说到沈从文,车说“缄默”,说到洛卡尔,车用 “激情”二字……在我看来,看似漫不经心的车行文至关键之处便总有关键二字脱 口而出,是洞彻。 书中有两处车放怀抒发对《锦灰堆》的感想。言及文化顽童王世襄,车用到两 个字:“赈灾”——车原话说,“王世襄先生是发救济粮的,几十年下来,我们被 剥夺得最多的是世俗的乐趣与生活情趣,所以,与其说我们匮乏灵魂的拷问和形而 上关怀,不如说我们匮乏世俗的乐趣与生活的情趣(P209)”……我在这廖廖数语 的精准中忽然看见尖锐。 陈刚《三只耳朵听音乐》 百花文艺出版社 让他随他所听到的旋律走,无论快慢或远近 丛书各册作者,大都为非专业。陈刚(《三只耳朵听音乐》),作曲家,吴冠 中(《美与丑》),画家,陈从周(《惟有园林》),园林专家……其余如熊秉明 (《看蒙娜丽莎看》,算杂家,萧关鸿(《永恒的诱惑》),编辑家——唯一一位 是冯骥才(《浪漫的灵魂》)——作家。作家多半是要写散文的。 非专业散文作者写散文,通常不再有职业文人的那种职业呻吟、职业酸腐—— 他们的优势刚好不在那种职业文人很难企及的专业技能或常识上——撰写《看蒙娜 丽莎看》的熊秉明,即一位在多种艺术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三联书店曾出版 过他的《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一书。该书被视为开启了解罗丹最佳路径。 或许,要想开启随笔、散文新境界、新天地,先就改变散文、随笔作者身份的 一元格局?如此假想来自我向来热衷的一句口号:保持业余身份,交出专业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