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自从四处搬上来后,对拘役队的犯人管得严多了。拘役队因此制定新的规定: 学员必须穿囚服,黄色的小马褂,上面印有拘役二字; 学员一律不准配带BB机,手机,黄筑开、梁乾贵除外; 学员一律剃光头或平头,黄筑开、梁乾贵除外; 不准开小灶,吃饭一律在食堂; 每天点名五次,早饭、早出工、午饭、下午出工、晚间; 请假必须得到队长签字,在外过夜必须得到处长签字; 每天早上早锻炼。 我真不愿意穿黄马褂,那是犯人的外在特征。我是伏法而不认罪。每当点名时, 学员们全都穿着黄马褂站在下面,我呢,却穿着便服同干部站在上面。时间长次数 多了,便反映到曹队那里。我对曹队说,黄马褂做得太小,我穿不下。他说,给你 另做一件大的。最后他笑笑说:我知道你是不想穿,但是不穿不行啊,四处有规定, 你不能破例啊。这么吧,你自己去做一件,布料不同没关系,只要是黄色就行了。 我做了一件料子的黄马褂,夹层的,没有印字,平时也很少穿,除了段干值班 点名时必须穿外,其他干部对我都没有这个要求。 原来没强行规定不准带BB机和手机时,拘役队不少犯人都有,这在全国的劳改 系统是绝无仅有。尤其在点名时,不是这边响就是那边叫。最重要的是,那些贩毒 的学员就是用这种通讯工具进行联络。我和梁乾贵因为经常到益阳为队里、四处办 事,所以征得四处同意,我俩可例外自己配带手机,也可不剃光头。 规定是规定,不少学员照样配带手机,只不过将响铃调为振动或静音。拘役队 的干部从不搜学员的身,除非怀疑身上有毒品。 每天点五次名的馊主意不知是谁想出来的,我们怀疑是金疯子,只有他才会这 样折磨学员折磨干部折磨自己。 早上七点,敲钟点名,跑步半小时;八点,敲钟点名,出工;中午一点,敲钟 点名,出工;下午六点,敲钟点名,晚餐;晚上九点,敲钟点名,睡觉。 每天钟声不断,学员小跑着到操场集合。把我们搞烦了,同时也把干部搞烦了。 因为点名时要求干部必须到场,他们虽然不是小跑着去,也是急匆匆竞走式地赶到 的。那些关系处得好的干部,当着我的面把金风诅咒了千遍万遍。从一个极端到另 一个极端,谁受得了。我们坚信,此景不长,最多坚持三个月。果然,不到一个月, 点名次数从五次减为四次,三次,在两次时持续的时间稍长些,以后变为一次,还 是晚上九点钟点名。 至于早锻炼,只搞了不到十天便夭折了,照田干的说法,劳动就是锻炼了,何 必还要在早上耗费体力。 真正使我们头疼的,就是不准开小灶,一律砍官菜。 原来大食堂的菜基本上没人吃,只有农业组的少数犯人来打菜。这些人多是农 民,没有接见没有收入,他们只能靠食堂的饭菜维持生命。其它各个组都自己开伙, 伙食都不错。如果是管组干部值班,这个组的学员就会去市场买鸡买鱼,拉管组干 部来喝酒。 生产组是曹队直接管,他从来没有到我们这里吃过饭,我们也没有叫过他,不 敢叫。 在拘役队,我们学会了重视和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学会重视和享受今天的所有, 因为只有今天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和能够把握的。我们全都是自己做饭吃,无论是 有钱的无钱的,吃晕的还是吃素的。大食堂的菜和号子里的菜差不多,只是油水多 一点。我和梁乾贵、李富生吃一锅,以后又来了郭立明,小苗给我们做饭做菜,我 们每人每月交一百元的生活费就够了,李富生没让他交,他时常也带些菜来。我们 的伙食应该是很好的,每周鸡鸭鱼肉不断,干部经常和我们一起吃,他们很不愿意 独自到干部食堂去吃,那里的饭菜很单调,而且没有一点情趣。我们和很多干部相 处很好,陪吃陪玩,时间长了,真是处出感情来了。 现在不准开小灶,我们很难适应,也想方设法不去适应。 队里也知道我们肯定吃不来原来的那种官菜,为此也下了功夫改善生活,菜洗 得干净多了,油水也多了,一个星期可以吃两三次肉,甚至将外面餐馆的也请进拘 役队,每餐都给我们供应荤菜。 再是这样,我们也并不买帐,吃饭时我们随便应付一下,回到住所后仍然我行 我素重起炉灶另开伙。一般干部根本不管我们开小灶,甚至还反感队里的集中开伙, 那样,他们不能和学员共进晚餐,有酒有肉,有说有笑。 吉昊然和夏凤山回拘役队后,更是不愿在干部食堂吃饭,无论中餐晚餐,只要 吃饭,就往我们这里跑。 吉昊然没有被关押,而是取保候审呆在家里,这期间没有工资。他的罪名是玩 忽职守,在他担任拘役队队长的三年内,总共有三十多人脱逃,很多人请假未归, 队里的帐目管理混乱。对他的处理是:免于起诉,撤销职务,回队听候分配。 夏凤山就没有吉昊然幸运,他的罪名是贪污学员的保证金约一万多元。每个到 拘役队服刑的学员,必须交纳三千元的保证金,作为脱逃时的追捕费用,刑期满后 退还。这种规定也许是世界首创吧。他被关押在武章区看守所达十个月之久,对他 的处理是:免于起诉,回队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只发生活费,不拿工资。 吉昊然和夏凤山回队后,很少说话,吉昊然那大而亮的嗓门没了,夏凤山更是 象猫一样无声无息。他们来去匆匆,在队里,都是低垂着头沿着墙脚行走,没有昔 日的那种张狂。是啊,重返故地,物是人非,原来说一不二的权势,现已沦落为阶 下囚,差点与这里的犯人一样。 他们每天早早就上班,带领被收监的犯人外劳,比如去雅安镇加工生产混凝土 预制板,到石板镇开山放炮打砂,凡是能赚钱的差事,那怕是赚一分两分的血汗钱, 都叫他们带着犯人去,因为这些都是不用花钱的劳力和极其廉价的干部。 在这里,能象过去一样对待他们的,我想就是我们拘役队的老学员,尤其是我、 梁乾贵、李富生。一年多过去了,物换星移,除了我们刑期长的没有被收监的学员 还在外,其余的都是他们不认识的新面孔。我们仍然称他们为干部,仍然对他们很 客气,象过去一样,每到吃饭时仍然热情地邀请他们到我们那儿吃饭,我们将过去 对他们的恭敬变成了随和,我们之间似乎不再有距离,我们不时也为他们鸣不平, 并表示出对过去拘役队管理方式的怀念。 他俩也总是接受我们的邀请,和我们吃中餐甚至晚餐,因为他们实在不愿到干 部食堂去用餐,且不说饭菜质量如何,他们不愿去见上级主管部门的同事们,不愿 再与他们说笑甚至寒暄,他们之间已有了障碍、隔阂、距离。尤其是夏凤山,被关 押在看守所时,去看他的同事几乎没有,虽然我们没能去看,得知田干要去看他时, 我们请田干转达对他的问候。 吉昊然在我们面前还时时为自己鸣冤叫屈,还在数说着自己在拘役队的功德, 还在残留着过去当队长的架势。夏凤山的口头禅是:还说那些干啥,现在只能夹着 尾巴做人。 虽然那段时间队里管得很紧,请假必须经值班干部开单队长签字,我总是有办 法回家辅导儿子。黄可行基本上按照我给他制定的计划学习,有很大进步。我一个 星期下去两次,如果实在不能下去,他就上来。现在,他已经不满足我的教学,想 到北京去进修。我满足他的愿望,从我的经历我明白,益阳是一个生活、享乐的城 市,要创造,要发展,只能走出大山。临行时,我把他的所有积蓄全部给了他,并 对他说,这是你的全部积蓄,也是家里的所有财产,现在,你要去闯天下了,你求 学也好,成家也好,我不能再给你钱了,一切都靠你自己。黄可行走了,在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进修完以后,留在北京,几经摔打,现在在清华工美搞设计,工作稳定, 收入甚丰。侄女黄可怡喜爱美术,高考没考上,主要是美术基础差。我主动承担她 的教学任务,每周我去她那里一次,教素描、色彩、速写,第二年考上了民族学院。 在我坐牢期间,这是最让我满意的两件事。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