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半碗米可以喂饱一个诗人 无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玩伴。不想做饭了,到赵德发那里蹭饭去!让他们多加 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 只做丑陋人,不做丑陋事。这是我的信条。不要看我丑陋,不要看我土气,不 要看我不善言辞,也不要看我周身带着秦巴山地的泥土气息,可我却是以一位诗人 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诗意,我就能一把将它抓住,并 穿透它的五脏六腑,七颜八色。别的不行,我就这点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 越来越觉得我有滋味,说我是个聪明的信得过的有点诗意的人。与玩伴们快活地相 处,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乐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进入六月就不 行了,孩子们过了欢快的节日,无忧无虑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大人。 生活象一块干裂了的土地,且不说长出好庄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于每一个玩伴 打电话问我目前的状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时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时候,这家伙 趁我不注意就高飞远走了。跟我同时失眠的还有空调。自从我失眠后,空调在晚间 就没关过。它将一个硕大的四方脑袋伸在外面吐故纳新,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看 着它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使我想到某种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根本睡不着。一闭 上眼就是乱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将,钞票,诗歌,甚至还有明天在哪家蹭饭的 问题,一齐涌现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轮留在我脑子里登台亮相,挥之不去。 我常常在深夜三四点钟起床泡一包康师傅,那个老头的形象成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 形象之一,我知道这家伙给不了我多少营养,但却能给我充饥。来这么一包我就能 管到天亮。当并不美好的朝阳从窗口照射进来时,我就该入睡了。于是我开始把手 机关掉,把电话线拔掉,中断对外一切信息。然后,我在杂乱无章的睡梦中迎接每 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是人类可以忽略我的一个时段。当我一觉醒来时,往往正 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又该到朋友家去蹭饭了。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 个诗人——我的要求如此简单。 这时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这些朋友,更确切地说是玩伴。称他们是朋友, 是因为跟他们都有交情。称他们是玩伴,是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 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实质和意义的载体。我跟现 代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板着面孔过那种纯粹的日子,还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 同劳动需要工具一样,玩伴在玩耍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玩伴是指小胖 子,赵德发,欧阳一虹等等。每当我和他们一起玩过,大家各自回家之后,我就有 种丧魂落魄的感觉。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没有了这些玩伴,往 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枯燥,乏味,无聊,它们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满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时间在我面 前已无足轻重了,以前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负担。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 这话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说的。一旦不忙了,就会迅速贬值。你会觉 得时间真是个怪物,你恨它,爱它,需要它,嫌弃它,却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它。象 个多面体的女妖,美丽、残忍,而可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的全部诗兴都被高 温蒸发了,再臭的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发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诗意,所谓的 诗意只是诗人们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从作协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欧阳一虹小姐陪着我看。 她是经济报记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是女孩,我们谈不 上是什么好朋友,但朋友还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里不方便,就 租房住到外面了。这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作记者的欧阳一虹更是如此。女 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楼下。我住604 室,她住503 室。电话一打她就上 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看《钢琴课》。她看哭了。这是个多愁善感 的女孩,感情一碰就变形的那种。剧情动人处,她泪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刚才喝下 去的茶全从眼睛里冒出来了。这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种形式,眼泪 是稀释了的欢乐和笑声。我开玩笑说:“水再缺,南水北调工程也不缺你这点水资 源。留着自己用吧。”欧阳一虹一甩秀发,冲我一笑,擦干眼泪,准备回去了。她 要赶写一国有企业改制的长篇专访,过几天要见报。所以得“赶”。从某种意义上 讲,记者跟诗人干着同样的活,都是手工业者。又都属于热衷于感受现实生活的一 类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啰索的语言反映精彩的生活过程,我们用精炼的语言描写 啰索的生活片断。出门时,欧阳一虹说:“张大哥,以后这类伤感的片子别让我看。 给你浇了地,你还不说声谢谢。” 欧阳一虹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了,声音随着楼梯往下滑去。我开始做饭。懒洋 洋的,象一个消极怠工的三流厨师。正在准备切菜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极 其无聊的事。太没劲了。干脆不做了。准备下午在外面混一顿算了。于是我重新回 到电视机前,一边看碟子,一边剔牙。我牙缝很大,虫蛀的。这成为我丑陋的一部 分。我生长在西北农村,15岁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么东西,16岁时才刷牙。当我开 始学会刷牙时,牙齿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学时牙缝就已经 很宽了,别人跟我说话时,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缝,然后才看到牙齿。就跟我们看盲 人,首先是看见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脸一样。特征的东西总是最先映入眼 帘。我通常饭后一段时间牙不舒服。有同学开玩笑说,往后建议老师每天给我开一 节必修课,让我专门清理牙齿,打扫口腔卫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刘小巴是比较关心我的状况的。他在繁忙的警务工作之余打来 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肉炒青菜,全卡在牙缝 里了。我不喜欢用牙签,容易伤及牙根。直接用小指头在嘴里寻找。这样不文明, 但却方便。我终于从牙缝里抠出了一点卡牙的东西,以为是瘦肉,拉出来却是青菜。 小胖子就笑,又问:“还干什么了?”我说,还有上周吃饭的碗还没洗,得先在水 里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个上进者的高昂姿态说:“张大哥,你应当找点事情干 干,哪怕找几个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 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忙,我找谁玩去?” 小胖子说:“你去找赵德发玩。赵德发也是一个人。他一下班就没事了。” 说起赵德发我就想那个脸长得圆圆胖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我怀疑他跟某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长得高一点,更 好看一点。他是浦东电脑城的老板。电脑城里最大的楼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经创造 过一天赚钱30万元的辉煌记录。赵德发是南京人,37岁。以前是搞建筑的,手下有 个挂靠在别人旗下的建筑公司,其实是个包工头。在建筑行业赚足了钱,觉得干那 活太辛苦,便转向电脑了。再说,他作为一个包工头,手头就只几百万,真正要进 入房地产是不行的,钱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挤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 一点,趁早改行了,进军东上海电脑市场。在我厨艺兴趣浓厚时,每天跟烧菜节目 主持人学做一个家常菜,赵德发经常和小胖子一道来我家品尝。他看见电视上的漂 亮女孩就希望镜头永远不要移动,镜片后面的眼珠子象是怒目圆睁,发出那种叫人 不安的火光。他是个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欢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 这小子就该枪毙三回。不过这不怪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伟大时代培养了一大批 象他这种雄心勃勃的男人。 只做丑陋人,不做丑陋事。这是我的信条。不要看我丑陋,不要看我土气,不 要看我不善言辞,也不要看我周身带着秦巴山地的泥土气息,可我却是以一位诗人 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诗意,我就能一把将它抓住,并 穿透它的五脏六腑,七颜八色。别的不行,我就这点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 越来越觉得我有滋味,说我是个聪明的信得过的有点诗意的人。与玩伴们快活地相 处,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乐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进入六月就不 行了,孩子们过了欢快的节日,无忧无虑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大人。 生活象一块干裂了的土地,且不说长出好庄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于每一个玩伴 打电话问我目前的状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时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时候,这家伙 趁我不注意就高飞远走了。跟我同时失眠的还有空调。自从我失眠后,空调在晚间 就没关过。它将一个硕大的四方脑袋伸在外面吐故纳新,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看 着它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使我想到某种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根本睡不着。一闭 上眼就是乱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将,钞票,诗歌,甚至还有明天在哪家蹭饭的 问题,一齐涌现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轮留在我脑子里登台亮相,挥之不去。 我常常在深夜三四点钟起床泡一包康师傅,那个老头的形象成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 形象之一,我知道这家伙给不了我多少营养,但却能给我充饥。来这么一包我就能 管到天亮。当并不美好的朝阳从窗口照射进来时,我就该入睡了。于是我开始把手 机关掉,把电话线拔掉,中断对外一切信息。然后,我在杂乱无章的睡梦中迎接每 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是人类可以忽略我的一个时段。当我一觉醒来时,往往正 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又该到朋友家去蹭饭了。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 个诗人——我的要求如此简单。 这时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这些朋友,更确切地说是玩伴。称他们是朋友, 是因为跟他们都有交情。称他们是玩伴,是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 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实质和意义的载体。我跟现 代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板着面孔过那种纯粹的日子,还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 同劳动需要工具一样,玩伴在玩耍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玩伴是指小胖 子,赵德发,欧阳一虹等等。每当我和他们一起玩过,大家各自回家之后,我就有 种丧魂落魄的感觉。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没有了这些玩伴,往 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枯燥,乏味,无聊,它们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满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时间在我面 前已无足轻重了,以前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负担。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 这话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说的。一旦不忙了,就会迅速贬值。你会觉 得时间真是个怪物,你恨它,爱它,需要它,嫌弃它,却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它。象 个多面体的女妖,美丽、残忍,而可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的全部诗兴都被高 温蒸发了,再臭的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发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诗意,所谓的 诗意只是诗人们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从作协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欧阳一虹小姐陪着我看。 她是经济报记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是女孩,我们谈不 上是什么好朋友,但朋友还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里不方便,就 租房住到外面了。这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作记者的欧阳一虹更是如此。女 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楼下。我住604 室,她住503 室。电话一打她就上 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看《钢琴课》。她看哭了。这是个多愁善感 的女孩,感情一碰就变形的那种。剧情动人处,她泪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刚才喝下 去的茶全从眼睛里冒出来了。这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种形式,眼泪 是稀释了的欢乐和笑声。我开玩笑说:“水再缺,南水北调工程也不缺你这点水资 源。留着自己用吧。”欧阳一虹一甩秀发,冲我一笑,擦干眼泪,准备回去了。她 要赶写一国有企业改制的长篇专访,过几天要见报。所以得“赶”。从某种意义上 讲,记者跟诗人干着同样的活,都是手工业者。又都属于热衷于感受现实生活的一 类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啰索的语言反映精彩的生活过程,我们用精炼的语言描写 啰索的生活片断。出门时,欧阳一虹说:“张大哥,以后这类伤感的片子别让我看。 给你浇了地,你还不说声谢谢。” 欧阳一虹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了,声音随着楼梯往下滑去。我开始做饭。懒洋 洋的,象一个消极怠工的三流厨师。正在准备切菜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极 其无聊的事。太没劲了。干脆不做了。准备下午在外面混一顿算了。于是我重新回 到电视机前,一边看碟子,一边剔牙。我牙缝很大,虫蛀的。这成为我丑陋的一部 分。我生长在西北农村,15岁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么东西,16岁时才刷牙。当我开 始学会刷牙时,牙齿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学时牙缝就已经 很宽了,别人跟我说话时,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缝,然后才看到牙齿。就跟我们看盲 人,首先是看见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脸一样。特征的东西总是最先映入眼 帘。我通常饭后一段时间牙不舒服。有同学开玩笑说,往后建议老师每天给我开一 节必修课,让我专门清理牙齿,打扫口腔卫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刘小巴是比较关心我的状况的。他在繁忙的警务工作之余打来 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肉炒青菜,全卡在牙缝 里了。我不喜欢用牙签,容易伤及牙根。直接用小指头在嘴里寻找。这样不文明, 但却方便。我终于从牙缝里抠出了一点卡牙的东西,以为是瘦肉,拉出来却是青菜。 小胖子就笑,又问:“还干什么了?”我说,还有上周吃饭的碗还没洗,得先在水 里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个上进者的高昂姿态说:“张大哥,你应当找点事情干 干,哪怕找几个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 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忙,我找谁玩去?” 小胖子说:“你去找赵德发玩。赵德发也是一个人。他一下班就没事了。” 说起赵德发我就想那个脸长得圆圆胖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我怀疑他跟某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长得高一点,更 好看一点。他是浦东电脑城的老板。电脑城里最大的楼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经创造 过一天赚钱30万元的辉煌记录。赵德发是南京人,37岁。以前是搞建筑的,手下有 个挂靠在别人旗下的建筑公司,其实是个包工头。在建筑行业赚足了钱,觉得干那 活太辛苦,便转向电脑了。再说,他作为一个包工头,手头就只几百万,真正要进 入房地产是不行的,钱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挤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 一点,趁早改行了,进军东上海电脑市场。在我厨艺兴趣浓厚时,每天跟烧菜节目 主持人学做一个家常菜,赵德发经常和小胖子一道来我家品尝。他看见电视上的漂 亮女孩就希望镜头永远不要移动,镜片后面的眼珠子象是怒目圆睁,发出那种叫人 不安的火光。他是个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欢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 这小子就该枪毙三回。不过这不怪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伟大时代培养了一大批 象他这种雄心勃勃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