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 我1942 年6 月4 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 的女儿已经8 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 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 “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 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辟的村落。我始终没有回 到过那个村落,尽管后来我不只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 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 有着一面用4 排24 把蒲扇联缀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 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扇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 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 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房舍的 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那悲壮的号子 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 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 使我感到无比神秘。 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 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 京。 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 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说四川 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得老师皱眉、同学取 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 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 一个强刺激。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 同座的同学说:“干嘛?!”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北京话。 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 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 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的业绩,是有一回学 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 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 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啧议 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 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学 时。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 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只想着那同学 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 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 意。 后来我上了中学。我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懂得用功。到了高中,我的成绩更好一 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刚上高一,物理老师第一次提问我,我就答错 了,而且错得很蠢,我把每1 米等于3 市尺记成每1 米等于3.3 市尺。物理老师自 然给我记了一个2 分。后来我比学习其它功课更加卖力地学习物理,但物理老师对 我的印象很坏,他教了那么多年,连1 米等于几市尺都记不清的学生似乎只碰上过 我这么一个,这很伤他的自尊心。他再没有提问过我,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因为 在后来我每次的测验、期考都得的是5 分。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 面试。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难的力学题,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 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 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 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 分。这件事 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 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 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我来 说都无妨一试。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全未曾料到的局面。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 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近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 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出的一出儿童 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在到师专报到时我 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这个强刺激使我 对人生有了更立体的看法。 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 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 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 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也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 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 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我才19 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 二的语文课,只比我的学生大4 岁。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现在还能 遇上,他们对我执弟子礼,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代人。 从1961 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 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是我从19 岁到24 岁的青春岁月。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性格偏于内 向的中学教师,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实。 我读了不少书——不仅是文学书籍,也有不少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仅是学校的干部、教师和所教的学生,更吸引我的往往 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以及那些处于北京社会生活最底层的 学生家长——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油饼的饮事员、处于并 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拣废纸、看守自行车为生的老头老太太。我 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更发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少。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 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参加一次到 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 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不 出四川口音,还能以极够味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例如天气闷热时,便 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老爷子烟高粱杆儿啊,邪乎!”语言还在其次,我 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老北京”的种种特殊心境,我没有忘记祖籍安岳那些赭色的 丘陵,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没有忘记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认为自己已经 成了一个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1966 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解放后 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1957 年“反右”时我刚上 高中,只知道校长和几位主任以及10 多位教师都被划成“右派”了,后来陆续不 见踪影,但那时教师搞运动单在一间不让学生进去的大屋子里挂大字报、开批判会, 所以我和同学们照样悠游嬉戏,并不知道在那间大屋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我上 师专时党内有过一次“反右倾”,但我连团员都不是,自然未受触及。参加工作以 后,我才加入了共青团,但1964 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学校里虽然也抽了一些 人去参加,我却一直留在教学岗位上教我的课。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 的学校。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尽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级 “小将”大不了几岁,但已属天然应受冲击的教师群中的一员。 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冲击对象,因为无论当“走资派”,还是当“反动权 威”我都不够资格。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因为几天之内,“造反”的“小将” 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有他们认为“该死”的“臭流氓”,也有从校外拉来 打死的“反动资本家”,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 了人格。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我内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 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苦。 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就刊登 在邓柘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 当、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放毒”的成份,于是 乎出现了揭发我“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后来有一天,“群众专政小组”便在 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我的全校大会,主要的罪 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 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胃口不大好,但也还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 躺在一把旧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何以这样镇静?我没有萌生自杀这类念 头,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所谓“群专小组”当时完全干得 出这种事。后来我听见有人敲门,便本能地跳起来打开了门——门外是我教过的一 个学生。 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还令我战栗,那敲开我门的学生是一个曾使我倾注过多量 同情的弱者。他的父亲运动一开始便被本单位“遣返回乡”,并且据说一抵达乡里 就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教师,因为丈夫的问题处境维艰。他本人 则被同学们视为“狗崽子”,不仅无资格参加“造反”,有时还要受到诟骂。我曾 在他母亲情绪最低落时,壮着胆子去他家看望过他母亲和他们三个兄弟,在“红五 类”同学辱骂他时,给予过劝阻。但我万没想到那天中午是他来敲开了我的门,并 且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明白无误的恶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书写出来一样, 令我终生难忘——“啊,今天下午要斗你罗,你中午呆在这儿干嘛呢?我可得䁖戏 䁖戏(北京话:“看看热闹”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不,原来他后面还有 几个具有同样好奇心的“红五类”;他看来不像是被逼迫着来打头阵的,因为他的 表情松弛而生动——我一开门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装咳嗽。 我使劲撞上门,倒在躺椅上。我遍体清凉。我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个人悲剧 的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沉沦的悲剧。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了一个 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去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的“工宣队”, 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材料,认为我的“罪行” 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派到农村劳动去了。 后来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经历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什 么值得夸耀的,也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惭愧的。我实在只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所有 的不过是些最平常不过的经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