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与“新时期文学” 1988 年第4 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有孙绍振的一篇《审美价值取向和理 性因果律的搏斗——刘心武论》,他在文章里写道:“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 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 着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 年给读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 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 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出更复杂的语言的就是这 样一篇作品吗?”他,怀着创作和审美热情的批评家,为我,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 始于那般的粗陋笨重,而代为羞赧,他现在所捏着的一把汗,跟10 年前许多好心 人为我,为那时刚涌现的“伤痕文学”,竟显得那么出格那么忤逆,而代为紧张, 所捏着的一把汗,是全然不同的两把汗。10 年过去,关怀我,关怀新时期文学的 人们,手里捏汗的心态,竟有如此巨大变化,真令人感慨系之,无数往事,涌上心 头。 许多人认为,写《班主任》时,我仍在中学任教,其实那时我已在北京出版社 当文学编辑。《班主任》发表在1977 年第11 期《人民文学》上,因为《人民文 学》是每月20 日出版,再加上脱期,《班主任》同广大读者见面,已是1978 年 年初了。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时代氛围呢?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尚未召开,“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成千上万的错划“右派”尚未改正,许许多 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未获得解放。一句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仍然强 烈而执拗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至今我仍非常怀念当时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那 个活跃的群体,那个群体当时为一种听命于时代而不机械地听命于布置的可贵精神 所支配。没有人宣布可以恢复像“文革”前《收获》杂志那样的大型文学刊物,但 编辑部的同仁却大胆地着手创办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当时我参加了《十月 》的编辑工作,我提出来向林斤澜约短篇小说稿。如今所有文学刊物的编辑部都会 认为向林斤澜这位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约稿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怕的只是他稿约太多 抢不到他的大作。但10 年前我的提议竟成为一种非常大胆非常新鲜的设想,因为 那时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国也属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说家林斤澜,已 从北京市文联除名,被打发到区文化馆的俱乐部去了,有人说曾看见他在票房里卖 电影票(后来林斤澜告诉我,他一直称病不上班,所以卖票一景不确),难道这样 一个人,我们能不等文联重新确认他的价值,就“擅自”去约他写稿吗?但我们谁 都不想等待,我们不祈盼“圣旨”,也不希求恩赐。 我们忠于自己的良知,我们确认是对的便立即去付诸实行。从林斤澜那里去约 稿回来的年轻编辑陈晓敏兴奋地告诉我们,林斤澜使她大吃一惊,因为猛然看上去 他很像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坐下来对谈以后又觉得他与另一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相 似,她最后传达出的信息格外令人振奋——林斤澜说他或许可以试一试给我们弄一 个短篇。陈晓敏第二次从林斤澜那里回来果然拿着一叠稿子,她并开心地向我们形 容,她去时林斤澜正坐在小板凳上,用一把椅子当桌子润色他的稿子呢。但林斤澜 重返文坛的那篇小说——我记得篇名叫《膏药医生》——陈晓敏作为第一读者说她 简直看不懂,陈晓敏属于“文革”中工农兵学员里思想最具反叛色彩的一员,曾因 “文艺思想不健康”受到过批判,在“天安门事件”中她多次去张贴诗词,后来所 出的各种《天安门诗抄》中几乎都收有她的愤懑之作。但即使她,当时也无法进入 林斤澜的文学世界。后来由我来读林斤澜的手槁,我仅仅凭着本能确认那是篇艺术 上乘内涵深刻的作品,但无法用理性的语言阐述我的感受。《十月》后来发出了那 篇作品,同林斤澜以往和现在的绝妙之作一样,没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轰动。 回想至此,我越发意识到,是10 年前那样一个时代和当时的那么一个读者群 体,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伤痕文学”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迹的地位上 的。如果说那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文学必须以粗陋笨重的方式重新起步并 引起社会关注),我以为不如说是《班主任》及另外一些“伤痕文学”作品冲出了 我们民族已处于多危险的境地,在那样一种境况中,社会群体所关注的,不可能是 纯粹的美学高度,他们所呼唤和拥抱的,必然首先是睁眼看世界与不待指示便大胆 臧否的勇气。 我记得,《十月》很快就决定向尚未获得改正的1957 年的受害者组稿。 我去过不足8 平方米的从维熙家里,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亲和他好早已长得比 他高的儿子合睡一张破旧的大床,头一回我没有见到他,但从他家出来后在电车上 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干部。他问我忙什么,我告诉他刚去找过从维熙,他听后不禁 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轻,你哪里知道,中国的事儿——”说着他 把伸出的手掌翻动了一下,并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 所以当我去北池子一处湫隘的招待所拜访王蒙时,除了编辑部和家里人外,事 前事后我都没对别的人说。王蒙给我沏了一杯很浓的奶粉,加了好几勺绵白糖,同 他第一次见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性格优势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 自愧弗如。我预感到,像他那样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坛以后,我仅靠《班主任》 式的“说真话”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离开那个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车, 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动手掌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 (我自信我是有的,该种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发挥并受到了从外部传到自 身的不小压抑)尽可能地释放出来。 两年后有一回王蒙见到我,他刚读完我新发表的一个短篇,他对我说:“噫, 你发挥得不错嘛!”我知道他话里有话。 大约是在1978 年春天,《文学评论》为《班主任》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在那次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名人,他们热情地支持《班主任》, 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篇幅很大的评论员文章,对《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 》和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伤痕文学”所构成的文学现象予以了肯定, 还应当算是“官方”的声音,正如海外有的研究近10 年中国文学的人士所指出的, 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抽叶的文学,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 民众,达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状态,这是1949 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说成完 完全全是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1988 年5 月,我同诗人芒克同往法国的圣纳泽 尔市,当地的《西部法兰西报》和当地电视台在介绍我们两个人时,特别指出我是 “体制内作家”,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 “官方”合作的作家,当然,他们有时候说“体制外作家”,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 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承认。 也许是我的内在气质使然,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和我所属于的民族或 者说种族的影响,尽管在此前10 多年的文学跋涉中,我越来越乐于接受各种不同 美学前提下的多元文学共存的局面,即使是对最极端的文学象牙塔,我也尊重他们 的存在。我是在198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确确是我寄民族 振兴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并包括它自身的改革和开放。我现在越来越懂得 文学有它独立不羁的超越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本性,我绝不把我的文学活动完全消融 到我的政治情绪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还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我对改革、开放所怀的热情,多次受到伤害,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创作, 但可以肯定他说,就我个人的政治热情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 的文学事业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 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族、对我所处的现实社会、对笼罩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 对人性、对个人与命运宇宙的神秘关系诸多方面的认识与体验。 《班主任》出来以后,我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另一个短篇《爱情的位置》出 来以后,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增至7000 余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励我的。但就在 那时,有一封寄自广州的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误投到了某一单位,并被拆阅了。信 是两姊妹写的,她们自称都是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光荣入党的,作 为共产党员,她们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的写法,她们认为被我极温和地批评了 的那个团支部书记谢慧敏的形象,是对共表团员的歪曲和污蔑,她们认为像《班主 任》那样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只能令海内外的敌人拍手称炔。可惜她们那封信没有 留存下来,我转述得远比她们冷静,她们当时似乎使用了更为严厉的语气并上到了 更高的“纲线”上,本来即使像她们这样的批评,作为一个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倾听 的,但偏偏那时香港一家杂志刊出一篇未经我审阅过的访问记,在那个访问记里我 明显地否定着“文化大革命”,并且接受了“新写实主义”的提法,因而,有的人 就主张把那封“两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和香港杂志上我的有关“言论”合并为一份 “内部简报”,上报和分发。幸亏一位好心的前辈,把这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告知了 我。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惊。10 多年过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 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当时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还 能够记得,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谢晋执导的《青春》(而不是后来那部使 她和刘晓庆成为明星的《小花》)。《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片,那部影片不 消说是否定“四人帮”的,但却非常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冲所 扮演的那位听觉失聪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过“徒步大串联”终于来到了北京城, 并同其他的“红卫兵战士”激动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挥手 (利用的纪录片镜头)和陈冲等饰演的“红卫兵”热泪纵横的场景。这就说明,并 不是“四人帮”一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彻底否定。要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 革命”,联系着对毛泽东同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须采取“两个凡是”即一概不能否 定并仍应执行的态度,在1978 年及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最敏感的政治问题。 我当然不情愿,并且自己觉得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上错误的典型,因为那份简报如果 编成,就连我同意访问者“新写实主义”的提法,也要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例。后来由于我的反抗和一两位老同志的明智, 这份简报没有编发。10 多年后的今天想来,这份简报就是编发了也算不得什么, 但在当时,这一事态的出现使我伤心地懂得,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运转机制里,不 仅我收到的几千封支持鼓励的读者来信没有什么分量,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 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数,只要有份编得“精彩”的“简报”或“内参” (甚至无需造谣),就足可使一个人的命运逆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矢志 要为改变这种不良的机制而努力,并自觉地投身于关于政治公开化,增进透明度的 体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伤痕文学”浪潮一过之后便随之而去的文坛过客,我从小 就热爱文学,我希望以作家为终身职业。因此,从1979 年以后,我就注意调动自 己的美学潜力井调整自己的文学步伐。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 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我开始把文学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个人, 开掘和探索人性,井钻研小说的结构技巧与叙述方式。也许我是在前后脚走上文坛 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说以外写“创作谈”最多的一个,因为我内心有一种驱动力, 迫使我不断调整我的美学意识以跟上迅速发展的文学形势。我不懈的努力并没有落 空,自1980 年以后我每年平均出2 本到3 本新书,林斤澜在读了我的《立体交叉 桥》后才正式承认我有写真正的小说的能力。这位我尊为林大哥的作家的这一评价 使我深得慰藉。 1985 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我越来越深切地体验到,一个民族必须给作家以自由创作的可能,或者反过来 说,作家必须以自由的心灵抒写自己最得意的东西。一个社会的文学创作自由度是 高还是低,它的作家们能够最充分自由抒写性灵并结出硕果的比例是大还是小,似 可成为那一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政治家同任何一位读者一样,当然有权批评作家 和作品,但政治机器对作家和作品的直接干涉是有害的。1988 年,提出“清除精 神污染”,我和同一单位的专业作家们不得不多次停下手头的创作,去参加有关的 会议。不久我被告知,一位主管文教工作的领导干部,在市里的一个会上点名批判 了我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一个短篇小说《登丽美》。起初我也并没有当回事儿, 作品既已发出,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但再过些时候,当不仅是我一个人感到越来越 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运动时,情势对我来说突然变得异常严峻,单位的“一 把手”奉命到我家里来正式通知我,作为一种部署,市委机关报上将发出批判我那 篇《登丽美》的文章,让我作好思想准备,并说保证不会像“文革”中那样采取过 火的做法,我可以作自我批评,也可以进行反批评。我回忆起1966年上半年的情景, 那时对吴晗《海瑞罢官》的公开批判算不算“过火”呢? 记得也准许吴晗发表了包含着辩解之意的文章。得到那个“组织通知”后,我 的亲属们手里所捏的一把汗,可以想见肯定比孙绍振当时手里捏的汗更多也更冷。 于是从第二天里,我天天到街上邮局门前的报栏去看报,一连去了7 天。正当我的 不安演化为不耐烦时,接到了新的通知——批判文章不发表了。这显然是因为大的 情势发生了变化。《登丽美》是一篇写得粗糙而直露的作品,我简直不愿意复述它 的内容。这么一篇东西怎么会险些有幸成为市里“清污”的一大靶子呢?事过之后, 一位朋友对我开玩笑说:假如你要在‘清污’中出成果,你就必须找靶子,大小的 人物写的东西当靶子意思不大,出名的人物中也要细挑,比如有位作家尽管知名, 他某个作品以‘清污’的观点衡量问题还比《登丽美》严重,市外的报刊上也早有 了批评性的文章,但为什么不能抓他?因为他那作品发表在本市的杂志上,一抓, 一追责任,追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就得抓自己辖区的知名作家在外地发表的作 品,于是乎《登丽美》就‘光荣’入选了,这个靶子倘若攻下来,既证明出自己的 水平,又证明出外地的失误,‘清污’效果最佳,成绩最大,说不定还能因此往上 跃升……你写小说的,怎么连这样的心理解剖能力都没有?”这位朋友的这番臆测 当然应视为一种高级幽默,不必认真,但我一笑之后,也确实心生五味。 1987 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半年之际,发生了“舌苔事件”。 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2 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听到播音员播 出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我被停职检查。这条消息随即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 38 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并成为第二夭报纸的头版要闻。《光明日报》不仅将这 消息作为头版头条,而且在标题下的摘要里提及我时不用“同志”二字。我停职整 整200 天后,复职并获准到美国进行了50天的讲学访问。我发现我在海外的知名度 骤增到一种古怪的地步。我愿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国作家都不再以这样一种状况而引 世人注目。不过这不是我和中国作家们能自主的事。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矾我同卢 新华重逢。卢新华和王亚平一样,自“伤痕文学”浪潮消褪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 卢新华到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王亚平则弃文从商。在洛杉 矶我听到许多关于王亚平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但由于我去那里时他因商务回中国 了,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要我留在洛杉矾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畅叙旧谊。 而我那时已经倦游,决心提前回国,就没有见到他,无从证实那些关于他的传言。 在卢新华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张照片:我和他和王亚平三个“伤 痕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 年初摄于崇文门外花市,当时王亚平全副戎装。卢 新华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为期10 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以“舌苔 事件”的爆发及其后果宣告结束,而这10 年可以说是“以刘心武始,以刘心武终”, 不管今后的文学是停滞是发展是怎么怎么样,那都属于另一个文学时期了。我告诉 他已从个人的际遇中超脱出来,但我心里为一些别人的事难过,比如,因为“舌苔 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林斤澜写得非常出色的3 个短篇留在《人民文学》编辑 部待发的,现在都发不出去了。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重返编辑部工作,得知林斤澜 的那三个短篇退掉了两个还压着一个。我便立即督促编辑部同仁将它发出,那便是 见于1988 年2 月号的《白儿》。读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儿》,我心里很不平静, 我想到1978 年《十月》杂志初创时向林斤澜约稿的情景,基本上不参预政治埋头 艺术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澜是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被允许与不 被允许,相当精确地折射出我们文坛的兴衰。可叹的是为什么到了80 年代未,中 国文坛还要再一次重复连林斤澜也不被允许的局面? 10 年在人类发展的浩翰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10 年对有身有肉也有灵 的个体来说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生即使以100 岁计,也不过只有10 个10 年,而除去发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获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时,我不仅参加过《十月》杂志的编发,我还担任过长篇小 说的责任编辑,那部长篇小说叫《雅克萨》,由两人署名,实际上主要是谢鲲的手 笔。我记得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找谢鲲传达终审者的意见,请他对书稿作最后一 次的修改。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作者那天脸色特别灰暗,与我交谈时音调也特别暗 哑,但对我倾诉的一番心曲,却令我至今难忘。 他说:“人生是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尤其不能挑种族, 不能挑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如果你有才华,那么你的才华只能在限定着你 的那么个环境里寻找机会发挥。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经开放了他们的才华之花, 他们发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声,‘文革’当中他们挨批斗,他们不与‘文革’ 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他们再不发表作品,他们无憾,但是,像你我这 一代人,‘文革’前我们还小,轮不到我们施展,‘文革’10 年正是我们20 多 岁到30 多岁的最紧要的人生岁月,我们要么甘于淹没,要么就只能在那样一种最 荒谬的人文环境里寻觅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乎我们到头来也投稿,也想发表作品, 弹钢琴的就想上台弹《黄河》,搞声乐的就想上台唱《钢琴伴唱(红灯记)》,画 油画的就想画出一幅类似《毛主席去安源》那样的东西,而想演电影的就必然只能 到比如《南海长城》那样的片子里去找个角色……一切都可以储存,而青春是不能 储存的,只能及时消费……这《雅克萨》我好几年前就开始搞了,已经搞到这份儿 上,实在舍不得放弃,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类东西,还都属于为政治服务即为 ‘反修’服务的,说是历史小说,其实都难免影射,将来两国关系修好,这样的东 西就该自动淘汰了……我真想早点结束这项吃力的工作,写《班主任》那类的东西, 其实《班主任》也还太政治化了,不过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驱赶着在搞文学服务, 你勇敢地发表了你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我们以后都该抓住好时候,写一点真正 的好东西……”说到最后,他那浮肿的脸上竟泛出了红光,可没等到我把《雅克萨 》的样书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记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后,在一 种恍惚不安的心情中乘地铁来到部队的一所医院,医院的设备和医疗技术都是最好 的,并且帮助他住进医院的朋友恳切地嘱托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 真正施展的才华。但谢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坏死了,据说酥成一片一片的,系由于 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所致。我赶到医院时他已停放在密封状态的急救室,只能 透过玻璃隔板观望他,他已进入弥留状态……当我回忆起这悲惨的情景,我就更深 切地意识到,我得以在这10 多年里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来越摆脱了外在的束 缚,构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统和美学意识,并获得一种内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该是 多么幸运。在这10 多年里我送走的同代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 记得1978 年春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坛上一试身手的朋友,同在北 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 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水泥管道构件,我向他 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 也给我提出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 意见。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小 说《如意》以后,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深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 他查出肺癌。 半年多以后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 机遇到来时花蕾不得展圆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管有牢骚,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 他说,总体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 创造性并丰富多采。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或者说有时候有 点像搞政治运动但终究还是不再搞),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 家富强起来,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这一目的上。自1985 年以后,中国文坛明显 地趋于多元,出现了相当多令一般人瞠目结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从作 品到生活态度都不仅绝不同于老一辈作家并且也鲜明地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作家的新 锐人物。勿庸讳言,不同美学见解的作家间不仅存在着争论(这是绝对正常的), 也存在着隔膜、误解、门户之见乃至人际纠纷(这也并非绝对不正常),因此,每 个作家再一次明确、寻找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时期的10 年文学运动中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发出新的作 品,即使是在1987 年被停职检查的那段时间,由于上海《收获》杂志的信任和支 持,我继续在自设的《私人照相簿》专栏中发出文章,我也始终被比较多的读者所 注意。1985 年我连续发表了《5.19 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纪实 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效应。湖北作家祖慰1986 年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 “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 能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爱情 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连续发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钟鼓楼》的发表和 获奖(另两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呼声早就很高,获奖似属理所当然,《钟 鼓楼》原不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但却也由评委们无记名投票选 上了,因而更轰动);第三次就是指《5.19 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 表。祖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没有预料到还有另一种“舌苔事件”式的轰动在等着 我。从“舌苔事件”以后,文坛上除某些报告文学外似乎已从总体上失却了轰动效 应。 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境况人们展开了讨论,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究中。我并不认为 文学作品的成功标志是轰动的社会效应。我的“三次轰动”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创 作中获得了多么坚实的成果,但回顾这10 年的文学跋涉,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 ——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终如一,我有变化,但那变化是调整是前进,而绝不是投 机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我的创作灵感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所涌动着 的情思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 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既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侵犯的尊严、坚实的良知和理性,也有连 自己也说不清闹不明的丰富以至混乱乃至神秘的体验与渴求;另一个部分我清醒地 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要在20 世纪下半叶和 21 世纪初之间度过,我的个人命运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是想 摘开撇清也摘不开撇不清的;再一个部分是我切肤地意识到我是一个黄种人,一个 东方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是一个种族,一个文化,一种固有传统的产物,不管 我怎么反抗那造成了我的传统,到头来我还属于这个传统,就算我和我们这个种族 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来,采取最强烈的手段,在我们有生 之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我们的传统发生一些变化,或在一定程度上与别的种族 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传统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为另一传统中的人物,几乎是 绝对不可能的事。1988 年3 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作家和当 代世界》,4 月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作家与读者》,并在《文艺报》 上开设了几乎每周一篇的“一叶之见”专栏,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这10 年里我有机会走出国门,东欧和西欧,日本和美国,我都去过了。 我喜欢国外的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比如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巴黎,没有比坐在 巴黎的街头咖啡座,跟两三个朋友谈心更优雅的生活享受了,我也非常喜欢美国知 识分子的强烈独立意识里所浸透着的天真和洒脱,我觉得西方文化里有许多绝非虚 伪和腐朽的好东西,我有一种与西方文化中符合人性和洋溢着人道精神的精华部分 认同的强烈愿望。但出去的次数越多,我就越注意到我难以把自己从民族的文化背 景中剥离出来,溶解到他们的文化中去,即使我竭尽全力地这样去做了,他们能不 能溶化我,也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前些时我读到从台湾到西欧定居的女作家龙应 台的一篇文章,感慨良多。龙应台是在台湾长大的,从小受的西方式教育,她自称 从懂事起就绝不接受封建文化传统和共产主义文化传统的东西,她自觉地热烈地真 挚地全身心地和西方文化认同,她崇尚西方的自由、人权观念,她不但能运用西方 语言而且还能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思维,好的生活习惯乃至发型穿着风度都是纯粹 西方化的,并且她也已经在西方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按说她应该完全溶化到西方 社会西方文化中去了,然而不,她后来的处境仍有尴尬的一面。她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天她在瑞士某城市林荫道上散步,突然有一位瑞士老妇人向她走来,满脸善意 地把几张钞票递到她的手里,慈祥地对她:“拿着吧,拿着吧,给你的宝宝买些糖 果。”她呆住了。其实她恐怕比那老妇人还要富有。 然而老妇人对她施以怜悯。为什么?就因为她一切都西方化了,而她的一张东 方人的脸,她的肤色,她的种族属性,是永远无法西方化的,而被那西方老妇人一 眼看出来了,那西方老妇人也许把她看成是“印支难民”了。但就算她向那老妇人 解释,说她不是“印支难民”而是中国人,那老妇人恐怕仍不会改变初衷。因为一 般的西方人就像我们一般中国人弄不清英国人和法国人有什么区别一样,他们弄不 清“印支难民”和中国人究竟有多少区别,也正如一般中国人弄不清西德的国民平 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远比葡萄牙的国民平均收入生活水平高出许多一样,一个普通的 瑞士老太太不会弄懂中国台湾的国民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远比中国大陆的国民平均 收入生活水平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人除日本人外差不多都很穷,“印支人”和中国 人都很穷,现在他们不搞种族歧视,不掠夺和压榨穷人,他们同情、怜悯、关怀、 援助穷人,所以那瑞士老太太走到龙应台身边那样行事。龙应台还举了更多的例子。 无独有偶,我又读到另一位归化西欧某同的华裔女士的文章,她说不管她主观上如 何不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许多西方人一见到她总从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啊, 她是东方人”或“她是中国人”的判断,她深知那并非种族歧视,但人家就是要把 你当成一种外来的东西,一种异物,犹如一杯水中的一块不能完全溶解的方糖。因 此她意识到不管她自己如何完全从中国文化中剥离了出来,西方人一看见她,还总 是透过她模糊而又强烈地看到了一种完全异趣的中国文化,因此她不无省悟他说: “与其挤命地溶解到另一种文化当中,不如做一些使自己那难以摆脱的文化背景变 得更有尊严——不仅有古代文明的尊严,而且有当代文明的尊严。”我的情况当然 与她们有根本性的区别。我从小受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我真正比较多地了解到 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不过是这10 年间的事。我在西方国家最长的访问也不过才50 天。我蹩脚的英文只够应付问路、买吃的和办简单的手续。但我却一读到她们的文 章便产生出某种共鸣。记得在从美国纽约飞往旧金山的飞机上,一位坐在我旁边的 金发碧眼的绅士一句接一句地问我:“你是日本人?”“高丽(南朝鲜)人?” “你来自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为了终止我的摇头他才说:“你是中国人!” 但紧接着他又加上一句:“来自福摩萨(台湾)?”我于是郑重地告诉他:“我来 自北京。”他并无恶意但长长地“呵”了一声。他的一连串误会,盖出于我的装束 作派,我没有穿北京“出国人员服务部”制作的那种西装,而穿了一件即使美国人 看上去也很新潮的西方名牌套头衫和一条地道的牛仔裤,并且我舍得花钱买一杯 “人头马”柯涅克(法国名酒)喝。我是作家而非官员,我在美国东海岸和中部地 区的几所大学讲学时挣了一点辛苦钱,所以我能那样。在他“呵”的一声出来后我 心里很难过。他在推测我是哪一种亚洲人时显然是按国家、地区的贫富和开化程度 来排列的,当我正告他我来自北京之后,尽管我的衣衫和手中的名酒并没有变,但 他的眼神却变了,因为我的背景显示出来了,我的背景是一个经济上不发达和平均 教育水平低下的国家。不管我如何强调自我的价值,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的个人价 值总是同我的国家我的同胞我的民族的价值身肉相连的。 1988 年5 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法国访问,在蓬皮杜文化中心,主人请我 们中国作家每个人向听众讲5 分钟的话。我讲述了下述意思:我在创作中总摆脱不 了这样的阴影,就是我置身于其中的国家仍存在着惊人的贫穷现象和平均文化教育 水准低下的情况。这话后来被人误解乃至歪曲,似乎有损国威不成体统。其实这正 是我良知的声音。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我个人的生活并不贫穷,我享有的精神文 化生活也并不贫乏,我是完全有条件钻到文学象牙塔里去的。然而我还不能忘怀我 置身于其中的群体,我希望为它做一点事,我渴望它快一点提高普通人的富裕程度 和文化教育水平,这种情怀我自认是高尚的、神圣的,是不允许亵渎的。 “不可逆转”如今成了一个时髦的词语。几乎所有进行改革的人都说“改革是 不可逆转”的,其实某种程度范围的逆转一直是存在的。因为有一种超越个人认识 个人品质能力之上的民族文化惯性,当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实施的改革遭到惯性抵 制和反抗时,逆转并非是不可能出现的了。问题是我们不应用“反正不可逆转”的 想法来麻醉自己,我们应当尽量避免逆转,但一旦出现逆转又要不怕逆转,并在逆 转出现时敢于正视并设法挽回,挽回后再推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改革当然不是每一个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关心更不是必须投入的事,现在中 国出现了不算很少的置身于社会改革之外的,搞“非致用性”的“纯文学”和“纯 艺术”的人物。我觉得他们的存在不仅是一桩有趣的事,而且恰恰证明了10 年社 会改革大大地改进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置身的人文环境,他们是中国社 会改革成果的首批享用者中的一部分。我毕竟是伴随着10 年社会改革走过来的一 个作家,我并不认为我的创作应为社会改革服务,但我关怀社会改革,并一定程度 地投入社会改革。 我手头有一张1988 年10 月3 日的《世界经济导报》,该报那天有记者张伟 国撰写的《科学与文化话坛第二次会议侧记》,那次会议上有许多人发了言,但这 个侧记只介绍了3 个人的发言。版心的大字提要上把我发言的要点概括为:“知识 分子的宝贵程度井没有被整个社会充分认识。所以现在不是在谈对知识分子落实政 策,而是知识分子要对我们这个国家落实政策,要从我们自己做起,解除政治原罪 感。”记者在报导我的发言时是这样写的: “刘心武发言的语调虽然是那么淡泊而又诙谐,在小太阳灯的照射下,会场的 焦点是很自然地聚集到他身上。”这次会议文化的实质概念是指一个民族的生存状 态,以及它所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我认为,当时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有 一种政治原罪感,所以在各种讨论中出现各种复杂的实际上也不应该的心态,如为 别人的发言捏一把汗等等。有些知识分子避席不说,虽然身份已经很高了,与之交 往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都很怕对某种问题表明自己的具体看法……还有一 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表现令人惊讶,他们经常发表一些比较新鲜活泼的见解,这些 东西放在世界背景里看也没有什么稀奇,但他们都拿出一种视死如归的态度,这完 全是多余的。中国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从政治原罪感中解脱出来。没 有比中国知识分子更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更热爱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的了,这个 群体是天然无罪的……有许多似乎颠扑不破的道理,值得重新考虑,比如,反对精 神贵族。一个民族反对自己的血统贵族,反对欺压人的贵族,当然是有道理的;但 一个民族要在精神上搞平均主义,不允许出现精神上富有的人,这是很奇怪的。这 个命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这个民族要不要精神贵族?我们精神贵族是多了还是 少了?另外,“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话听起来像诗一样美丽,可是 在实践中常常变成,学问越大的人,越要贬低他的价值;一个完全没有基本知识训 练的人,却会被捧上天。还有“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越蠢”,等等, 我们民族已经这么做过多次了。还有,我们强调“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当然政 策是很重要的,而且都需要给予落实,如对地富分子摘帽落实政策、对受迫害的干 部落实政策、对资本家落实政策,因为原来都把这些看成异己力量,或看得太死或 根本看错,对他们落实政策是一种道义。最古怪的是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说明我 们一直把知识分子群体整个儿当成一股异己力量。当然,我绝不反对以“落实政策” 为一种符号来为知识分子做许多好事,但这样的符号提高到文化高度来认识,它是 可以作为一种学术问题来讨论的。这个民族为什么长期把知识分子当成一种异己力 量,不打击它似乎知识分子就应该很感谢,有些知识分子还作了诗,歌颂对他落实 了政策。当然,知识分子也有它糟粕的东西,就像任何社会群体一样,都有少数不 好的存在,工人农民中也有犯罪的。作为一个群体来讲,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很多、 平均教育程度很低、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里,知识分子的宝贵程度并没有被整个社 会充分认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不是去谈知识分子落实政策问题,而是知 识分子要对我们这个国家落实政策,即增加参与决策的程度。中国知识分子要负起 对我们国家民族更高的责任。因此,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做起,解除自己的政治原罪 感。因为你们心自问,没有谁比你更懂得我们的民族状态和更热爱这个民族,并更 希望这个民族富强的。因此,你的任何思想言论应该更自由地发表出来。有关报道 在最后说:“刘心武的这番话,在与会者中间显然引起了很大的共鸣。”我参加这 一类的座谈会,并直抒胸臆,就属于我文学活动以外的社会活动,表现出我积极参 与社会改革的热情。我着手进行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就是以中国三代知识分子命运为 题材的。但我不一定用上述的发言作为小说的主题。因为就小说创作而言,我所要 完成的任务是塑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剖析复杂的人性;展示许多微妙而神秘的情 愫,我需要理性的僵绳以利我跨上文学之马自由驰骋,却绝不需要理性的绳索捆绑 自己的手脚。我的社会活动与我的文学活动是有联系的两件事,而我以文学活动作 为自己立足社会人生的根基。 当然,我对社会改革的关注和热情会自然而然地流泻揉合到我的作品中,我认 为那并不一定是坏事,更可能是好事。 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作为社会人的我仍然从社会得 到了温暖、爱护和激励。1987 年我被停职检查以后,接到了云南昆明宏达公司总 经理郭友亮的邀请,应邀到那边同他会面并调养身心。我们本来并不相识,他只是 读过我的一些作品,结果我们成了挚友。倘若以为我们的友谊仅仅建筑在他对我的 作品的欣赏和我对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那一点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各自从对方内心深处发现了可以将我们永远联结在一起的链条。1988 年8 月 郭友亮从北京飞往日本进行访问,又从日本飞回北京。在我家里,我爱人问他对日 本印象如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他的表情沉毅而坚定:“那里的东西太丰富了! 开头我什么都想买,后来我什么都不要买——因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汇,能买 好多好多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够把日本所有的好东西买到中国来?当我从东京成田 机场登上飞机的时候,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东西买回来, 而是把中国——至少是昆明——建设得像日本一样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这番话 而悸动。 我有许多文学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这样的企业家朋友并不多,更多的是市井 上的无名之辈:电线厂的工人,摆摊卖衣服的个体户、专做女发的理发师、锅炉工 和搬运工……我同他们交朋友绝非是为了写小说“而体验生活”、积攒素材。他们 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作品而我也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论过文学或艺术,我们一起喝 酒、打扑克、砍大山……当我10 年之中三次搬家并且房子确实越搬越大,而且 “软件”也确实不断更新之后,再邀他们来玩来喝来聊时,他们有时也直截了当地 问:“你干嘛跟我们交往呢?”老实说,我答不出来。我只是觉得我不能整个儿 “文学化”,尤其不能整个儿“纯文学化”,毕竟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文学以 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气儿,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琐屑的人生乐 趣”这么个词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这人确实珍惜并善于享受种种琐屑的往往 绝对非文学性的人生乐趣。 以往的10 年过去了,一个新的10 年又快结束。我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不 仅有我一个人存在,我必须同其他的人一起存活,而在生活网络中同我发生关系的 人有爱我的也有恨我的,我的心灵对于爱和恨以及其他的外来情感冲击都有足够的 承受力。在同他人的碰撞中在参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我丰富着自己的体验与情感, 并且我惊喜地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有着那么多不受外界干扰左右的良知、渴望和神秘 因子。我尽管得到了不少,但我不害怕失去它们,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更新创造并 创造得更好的激情与力量。所以我充满了自信,我在以后的人生路途上将活得更像 人样儿,并且我将写出超过以往的新作品。我非常感谢孙绍振以及像他那样的朋友 和关怀我的读者及各方面的人士,感谢他们过去和现在为我捏着一把汗。当我写完 这篇文字,搁下笔时,我会本能地捏紧拳头——但我的手心里将不存在冷湿的液体。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