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从常情常理中升华 阳春三月,到上海、南京、苏州签名售书,我的心几次被读者的热情鼓励所打 动。在上海图书商城,3 个小时里,我签干了4 支油性笔。在南京,一位读者不仅 买了我新的随笔集《人生如梦总难醒》,还买了我的长篇《四牌楼》,并拿来了他 早就买到读过的几本我的书一并让我签名,还说:“你的《仰望苍天》含金量最高!” 那是我前年出版的随笔集,和另两种一样,都已再版,有的已三版。在苏州,一位 出示军官证(为了让我把他的名字写到书的扉页上)的中年人还对我说:“你再多 写点《富心有术》那样的文章! 是不能光‘富身’不‘富心’呀!”买了书等着我签名的读者里,最多是40多 岁的人,他们见到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我那时候(在农村、工厂、学校……) 读过你的《班主任》!”他们并不因为文学的发展早已使那篇东西成了非文学的 “历史与社会学资料”而鄙夷它,并至今对我抱有某种信任与期望。他们有的带着 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一起来买我的书,并让我上款签上孩子名字,说是要让孩子读 我的书。众多读者的热情鼓励,使我意识到,我的文学航船没有搁浅,在宽阔的时 代河道上,它仍能扬帆前行。 当然,在文学的大河中,我是在逐渐地“边缘化”。当80 年代“现代派”风 起云涌时,我自愿成为他们的朋友,并尽我的绵薄之力,在他们的发展中助一臂之 力,但我不是那个大浪潮里的一员,由于在美学见解上的不同,我的某些文章还引 出了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不满。不过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和他们当中大多数成员 的友善关系。到90 年代,许多“现代派”的“先锋作家”也旋转到边缘,以王朔 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和以苏童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一度成为了大热门,还有 一些其它的热门,我总是努力地去认知他们,警惕仅凭“远远一望”或自以为灵敏 的“嗅觉”乃至“第六感觉”,便对他们作出价值判断。我读他们的一些作品,研 究、思考,并写出一些有细致分析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一类严肃园地。我的总 体感想是,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文学的多元格局的初步形成,这是中国当代作 家群和中国当代作家自“胡风事件”、“反右斗争”以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 在客观环境的改善与自身努力的双重因素互动下,所得之不易的新格局。当然我自 己又并不是这一时期的文学热点里的人物。我仍沿着自己的美学理想在自己的航道 上前行,我的具体处境也更加“边缘”。这倒更有利于我直面俗世,在转型期社会 中作一个心平气和的观察者。我很理解王朔等人的暴红所引出的批评乃至于非常动 肝火的批判。确实,在他那样的作品里不但看不到“理想之光”,还充满了横冲直 撞的几乎是全方位的调侃,这种创作路数里的这个特点在我的创作里是没有的,我 的美学追求在这一点上与其很不相同。最近王朔似乎也“边缘化”了,又有新的声 音响起,虽尚未以创作的实绩真正居于“话语中心”,但回响不凡。其中有一种被 称为“新理想主义”,呐喊着呼唤理想与崇高。我也很乐于倾听、研究这种呐喊。 确实,多元文学格局里更不能没有高擎理想与崇高的一元。但我已是一个50 多岁 的人了,目睹过“反右”,经历过“文革”,以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过于狂热的 “唯我独对”并以摧毁“他元”为手段的理想,往往造成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也始料 不及的负面效果。我个人更愿从常人常情常理的基础上升华理想,也比较容易接受 有包容性的、尽量以非暴力手段推行、对与其持有不同认知的个人和群体有感召力 和亲和性的理想,在文学的理想上尤其应该如此。比如,不能因为激赏丁玲便痛斥 张爱玲,或因敬仰沈从文便将茅盾叉出文学史。中国文学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应以 斑斓多彩的多元格局为总理想,比如我们会格外喜欢《红楼梦》,因为其中洋溢着 耀眼的理想光芒,但我们也不能因为《金瓶梅》全无理想便引为我们文学传统的耻 辱,因为另外一些因素确实决定着,那也是一本相当具有文学价值的巨著。 90 年代已及一半,市场经济把我们置身其中的人文环境变得陌生而诡谲,文 学现状也光怪陆离,公认是充满理想力度、崇高情怀与巨大艺术魅力的当代文学巨 著不但没有出现,倒涌现了大量平凡、平庸或充其量是小巧而已的小文章、小册子, 因此现在对出版社仍在积极出版,报纸副刊仍在积极组稿的散文随笔的集子和专栏 文章,已经引出了不少评论者的皆议,特别是对散文随笔热当中的“小题材”现象, 如写猫狗植物、家庭亲情、饮酒喝茶、个人心情等等,有的论者简直是义愤填膺, 几近于在吁请扫荡。别人的情况我不敢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写了一些小题材的 小随笔,我并不认为那是什么罪行,因为一个多元的文化、文学格局中,小文章、 小册子、看过就算的报纸副刊专栏,以及小题材,和不过是抒发一点“人与人之间 应当理解和谅解的浅显道理”的文章,也是一些小花小草,凡花素叶,不能因为大 树没有长成,便一气之下将其蔓除。我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我的文学理想便是写这 些个“小东西”,实际上即使在我的随笔集中,最主要的篇幅,都是含有浓酽的社 会性,并频频涉及“大文化”、人类处境、人生意义乃至彼岸(关于死亡)之思的。 从我文章开头所举的一些书名便能看出,总体而言,我的随笔并非那么轻飘,只供 消遣消闲,有读者肯定其中的“含金量”,我深受鼓励。当然,对于真是读过我较 多随笔并善意地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士,我也极为感谢,并且,散文随笔的从红火到 挨嘘,也让我意识到社会对严肃作家写充溢理想光芒的大作品的期待已到了不耐烦 的地步,这是应有的合理的心态。我只祈望这种“催生”的舆论能少些急躁的呵斥 责难,而多些理性的分析与温暖的助力。 归根结底,我把自己定位为写小说的,我在90 年代已经出版了两本长篇小说 :《风过耳》(1992)、《四牌楼》(1993);有些只看到过我在报纸上的小文章, 或仅听说我在报刊上有不少专栏,而并没读过我90 年代的小说(除了长篇,我还 发表了若干中篇,如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小墩子》;也有若干短篇)。因此对我 有一些误会,我主张“直面俗世”,并不是说我不要理想和高尚,而只不过是愿意 认知这个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现实,我对这个转型期里所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 当然也充满忧思,但我愿多作深入研究,尽可能朝前看,往新路子上探索新办法。 比如说对“三陪”现象我当然也视为疮痍痈疽,但我不会主张用“文革”中“红卫 兵”的那种“理想”激情,采取禁绝一切娱乐场所、“大破四旧”的方式,来清污 荡垢,或更激昂地勒令所有妇女戴上面纱,只许她们过纯洁的禁欲生活,虽然那样 做必定能使“三陪”乃至更多的丑恶现象一夜间不复存在。 我写散文随笔,写小文章,好比跳高运动员,他不能总在那儿飞越横竿,他必 得用许多的准备动作,来积蓄和调整体力,但到头来他会努力一跃,争取跳越新的 横竿。当然我再努力,也还是文学河流中的一只比较“边缘”的航船,如果“新理 想主义”成为中心,我也就离那中心更远些,但我有我一贯的文学理想,从《班主 任》、《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立体交叉桥》、《钟鼓楼》、《四牌楼 》,我在自己认定的追求阶梯上攀进,那就是从正当社会性关怀,到入情开掘,到 人道主义呼唤,到人性探索,并且我总是从常人常情常理中去升华,我正在写的新 长篇《栖凤楼》将特别增强人性探索的力度,但我的作品里没有超人的宗教激情与 “原旨性”虔诚。这对热衷于此的某些人来说可能会不仅大失所望,而且无比鄙夷, 但我想我这样的美学元,也该能有一隙生存空间,我对他人的美学元尽可能友善, 也祈盼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实践得到宽容。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