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明确自己的位置 (1 ) 那一天秋高气爽,我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去签名售书。 走进书市,只见柏树林里书摊鳞次栉比,书籍花花绿绿,但逛书市的人却没有 预计的那么多;我刚走拢我卖书的那个摊位,便听见有人在议论当天一家报纸所刊 出的一篇报道,说是今年书市不景气,连签名售书也冷冷清清;一位经理见我去了 便马上对我说:“别听他的,没他说的那么邪乎!”我在签名售书的桌子后面坐了 下来,同时售我的两本新书:《风过耳》和《献给命运的紫罗兰》,一开始,不过 是三三两两的买主,但十来分钟以后,便排起了队,因为不少购书者要求除签上我 的名外还要求写上他或她的名字,有的不止买一本,要求我给他们拟赠予或代购的 对象也写上名字,这就比较费工夫,结果不但队伍变长,还发生了拥挤现象,一度 几乎把我面前的桌子挤翻……我一共售书约3 小时,卖出两种书各约350 册。 是些什么人来买我的书? 当我从书市出来,漫步在定居了40 多年的还让我爱不够也写不够的古都的胡 同里时,我回味着售书时的一幕幕情景……我发现,我最主要的读者群是:1 )70 年代因《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而激动过的当时很年轻而 现在大多已结婚成家的一代,他们有的来买书时不就牵着或抱着自己的孩子吗?他 们和我一样,都已消褪了当年的激情,想起我那些粗糙而幼稚的作品,都会不禁莞 尔一笑;但是他们在这急剧转变的世道中,仍愿与我的新作品相亲,互慰艰辛人生 ;2 )80 年代从《如意》、《立体交叉桥》起,追踪阅读我关注社会人生探索人 性的作品的一批人,不少是中年人或老年人,他们对“左”味的东西厌恶,对太新 潮的东西难以适应,比较愿与我认同;3 )因我80 年代后期个人际遇具有某些戏 剧性新闻性而对我葆有持续好奇心的人们,其中有的非常年轻;对于我的书因这一 因素而畅销,我该感谢谁呢?4 )大学生,不止是文科生;他们对我相当挑剔,一 般来说我决非他们喜欢更非崇敬的人物,但他们大约把我当作一个不能不加以考察 的某种社会人文标本,所以颇有耐心读我的新作并加以评论;售书时,有个大学生 从人丛后伸出头来对我喊:“刘心武,你写得越来越好了!”他已读过《风过耳》, 那天并不买,但觉得不能错过鼓励我的机会。我知道,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从他 那样的人嘴里听到的;5 )中、小学教师,他们因我有过15 年的中学教龄,而对 我怀有特殊的兴趣乃至厚爱;6 )仍怀有文学梦的人(这样的人在减少,但不会消 失),我在毫无背景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地跃入文坛的经历,对他们当然具有吸引 力。 好了!在攘攘人世中,我能有这样的一些知音或仅仅是关注者,已足够欣慰了。 我从胡同转到大街上,商业大潮扑面而来,耳边响起摇滚乐演奏的《东方红》, 心中的得意感顿时消褪,我再一次清醒地意识到,90 年代初的最大文化消费群钟 爱的是王朔的小说和他领衔编写的电视剧、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电影、崔健所唱 的10 多年前完全不能想象的歌,而且他们的玩意儿确实好;我为他们高兴,同时 明确了自己的位置。 (2 ) 《风过耳》甫出,便有报道和评论出现,一家晚报在报道时甚至于用了一个相 当耸听的标题:《京城百姓争看》;《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一期刊出了5 篇新老评 论家的文章,搞了一个专辑;出版社立即加印,两次印数已达22000 册;北京电视 艺术中心要拍12 集连续剧;香港版也颇引人注目;但这也都还谈不上多么轰动或 畅销,我这个人与我写的书都只处于90年代中国热门文化的边缘。 人在边缘。这很好。前些年我也许是太接近于中心了,不适应,太累。 我自己觉得已写出并拿出面世的作品中最有份量的是《四牌楼》,我把包括自 己在内的清白灵魂撕开拷问,探索人性深处的奥秘,全书充满着大悲怜;但在这个 人人似乎都在急着找钱、“下海”之声甚嚣尘上的社会转型期中,谁要看这样的书 呢?我不抱希望。 但我相信中国仍有非官非商非处中心非在潮头的纯粹卖文为生的如我辈存在的 空间,我不下海,我潜心写作,我当然发不了财,却有可能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3 ) 斯德哥尔摩是一个由海边许多小岛用若干桥梁衔接在一起的梦幻般的古城,城 里的建筑物一般都不超过6 层,顶部均有古典式装饰,这里那里耸起教堂的哥特式 尖顶;冬天,那里每到下午4 点来钟夜幕便已降落,扇扇窗户里不仅有电灯光,还 有幽雅的烛光,异国情调十足。1992 年11 月至12 月,我应瑞典学院邀请,由 斯坎的纳维亚航空公司提供费用,到北欧三国(瑞典、丹麦、挪威)访问。在瑞典 斯德哥尔摩期间,我最喜欢在夜幕下散步,尤其是徜徉在那些长桥之上。这是一次 个人访问,我只代表我自己,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更没兴趣代表别人;我在那里 发现,近几年那边大学学汉语的学生人数锐减,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更衰退到 接近于冰点。于是,我忍不住抖擞精神,在三国的5 所大学里作了以《90 年代初 的中国大陆新小说》为题的演说,以详实的材料,告诉他们中国大陆90 年代仍有 忠于文学的作家,仍有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我觉得我的介绍对重新唤起他们对中国 大陆当代文学的兴趣起了不小的作用,而这也正是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等汉学家希 望我发挥的。 瑞典学院是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我应邀聆听了199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受奖演说,访问了该机构并探询了关于为什么还没有把该奖 颁给中国作家的问题;回国后我写了几篇有关的文章;我很同意马悦然院士的说法, 文学是不能进行体育那样的比赛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各国作家的奥林匹克运 动,它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当我漫步在斯德哥尔摩的古桥上时,我意识到文学的真髓正如这些桥梁,从一 颗心通向另一颗心,从一个民族通向另一个民族,最后抵达人类共有的人性深处, 引出大颤栗、大悲悯、大欢喜、大神秘…… 北欧之行增加了我对世界和人类的理解,当然我的理解仍非深刻,我只是比以 前更强烈地意识到:人们到处生活,到处的生活都不容易;渴望到一个更富裕更文 明的地方去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溶入一个异境文化谈何容易;溶入一个异族文明 那就更须付出心灵痛苦的代价;就人的种族归属来说,起码在我们上下五代之内, 都会有一种个人的宿命感;不要动不动说他人不爱国,也不要动不动说人家是狭隘 的民族主义,事情决不那么简单…… 德国海德堡大学知道我到了北欧,便执意要我去那里访问,我在斯德哥尔摩时 就婉谢了他们,但他们电话一直追到隆德大学,追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和奥胡斯,一 再说他们极希望我去,费用他们全包,我可以从那里返回斯德哥尔摩,也可以从那 里直接回国,但到头来我还是没有去。我非常喜欢北欧,据说海德堡也有北欧般的 宁静,但我离家一个多月,感到疲惫,我想回家了。 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成份,这只不过是性格。我是很乐于出国访问的,只 是不习惯一次在外面呆太久。我确实是一个恋家的人,因为家这个窝儿才是我真正 的私人空间。 当阳光从窗外射进家中,用喷壶给绿叶纷披的巴西木浇水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如果案上还有待续的文章,书架上摆着在国外名胜地的留影,不消说,生命之歌于 我算是圆润的了。 (4 ) 作为一个卖文为生的人(当然我现在还从杂志社领一份工资,但靠这份工资是 无法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的),现在我还处在求大于供的状态中,我感谢所有向我 约稿的海内外报刊和出版机构,特别是国内的编辑们,我想我能接到那么多的“定 单”,主要是因为我多年来的创作保持着一定的素质,我称得上是一个“老字号”, 也算得上是一个熟练工;有的文学爱好者把写作看得太神秘,其实写作也无非是一 门手艺罢了,当然把写作这门手艺玩溜了也许比弄例如修鞋那样的手艺确实要困难 一些,但作家与修鞋匠实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由于对稿约无法一一应允,我只能是按自己的兴趣和计划来安排写作;而且我 有时会写些不适合也不打算投稿的文字。总起来说,我的写作由三种心理因素支配 :l )生命本体的快感;2 )参与社会的愿望;3 )“著书都为稻粮谋”。 关注我的人都会发现,近几年我除了写小说,还写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的文 字,大体分三类:一是探讨秦可卿出身之谜的论文;一是话说赵姨娘、璜大奶奶、 李嫫嫫、秦显家的等角色的人物论;一是揣摩《红楼梦》写作艺术的《红楼边角》 ;这三种文章都还要继续写。 身外的生活诡谲莫测,世象幻化倥偬,他人身内的心思难以破译,对自己有时 亦感到陌生,虽一篇文章里用了很多次“清醒”这个词,却必定还有糊涂的时候, 不过我不怨天、不尤人,每天入睡时,很是心安理得:有缺点、有舛错,却绝无阴 谋、野心和欺诓,不入帮,不害人,不俯就,不跳踉,我责我负,我作我当;我不 渴求长寿,只愿也能像秦牧那样,在结束生命之旅时,干脆利落,避免自己和亲人 不必要的痛苦。 真正的人生从50 岁开始吗?永远要觉得自己是年轻的吗?我这方面的想法比 较淡薄,我的心境最好和我的年龄相配,对于比我老的我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对于 比我小的我不要那么舍不得“让戏”,正如我在《五十自戒》那篇文章里说过的, 我希望自己今后仍是一个正常的作家。如此而已。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