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边缘”有光 大约30 年前,一个才20 郎当岁的青年人,他从北京西四附近的红楼电影院 出来,天已黑,路灯暗,行人稀,北风寒,他竖起衣领,双手揣袖,踽踽独行,回 味着刚看完的苏联电影《白夜》,心中不禁喟叹:我,便是电影里面的那个男主人 公啊…… 在那个时代,他有机会看到那部电影,并且,他看了好几遍,在红楼电影院所 看的那一场,片子已经“下雨”,声带嘶哑,夜场演这部片子,观众寥寥,他可以 尽情地热泪盈眶,而不必顾忌旁边有人发觉……当然,他不能将心中的感受向旁人 倾吐,那其实已是滑向“文化大革命”的岁月…… 那个年轻人,便是我。 我是在看过《白夜》这部电影以后,才找到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白夜》来 读的。我惊奇于电影导演对原作的精确“转换”。把文字的东西转换为声像的东西, 要么尽失文字的底蕴,要么化平庸为奇诡,很难让人感到“恰可好”。而我所看到 的文字与电影,却交融于我心中,浓配的韵味,如醇酒般久久地令我陶醉。那是我 青春期所得到的宝贵文化滋养之一。 陀氏的《白夜》多次被搬上银幕。我所看到的是前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60 年代投拍的,导演是培利耶夫。饰演男主人公的是当时正走红的影星斯特里席诺夫, 饰女主角娜斯简卡的是当年的一位新手,但她在这部影片里的出色表演使她一炮打 红。 陀斯妥也夫斯基一生著作丰富,中篇小说《白夜》是他并不重要的作品。 换句话说,不处于他创作丰碑的中心,是一部“边缘”性质的作品。 我所看到的那部电影《白夜》,其导演培利耶夫一度曾是前苏联最红火的大导 演,长期置身于前苏联的文化中心,他的妻子是一位处于同样状态的演员,他们 “夫妻店”拍出了一大串不仅获得前苏联官方赏识,也深得当时观众欢迎的影片, 主要是喜剧风格,如《女拖拉机手》、《养猪女与牧羊郎》、《未婚妻》等等,当 然最突出的还是那部鲜艳十三彩的《幸福生活》,中国及时译制,广泛放映,其中 的插曲,如《红荡花开》,在中国不仅风靡一时,直到今天,仍不时地被安排在广 播、电视乃至舞台演出的现场演唱。 1953 年,斯大林逝世。1956 年,前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刚当上第一把 手,便发表了一个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那个著名的秘密报告里,他点了电影 《幸福生活》与培利耶夫的名,指控这部影片是“粉饰生活”的坏典型,而培利耶 夫拍这样的影片,是向斯大林谄媚,是助长“个人崇拜”的可耻行为。从此培利耶 夫从前苏联政治文化的中心被抛向了边缘,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简直消声匿迹了。 但到60 年代初,培利耶夫又拍起电影来,当然不是回到中心,不再拍“主旋 律”,并且告别了他本是驾轻驭熟的现实题材与喜剧风格,他自觉地“靠边站”, 拍“边缘性”的电影。 如果说现实题材是前苏联电影创作的中心,那么改编古典小说,便是边缘题材。 如果说改编普希金、契河夫等的小说是改编古典名著的中心任务,那么,改编 陀氏的小说,便是一种边缘任务。因为,众所周知,前苏联的革命文艺理论,其很 大一部分资源来自旧俄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留罗波夫的美学见解, 而他们3 人,后来都对陀氏创作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晚出的高尔基,说起陀氏来更 有点深恶痛绝,认为他的著作是“拌蜜糖的毒药”。 培利耶夫一连改编了陀氏的好几部作品,有《白痴》、《卡拉马卓夫兄弟》等 等,他真是意驰神迷,呕心沥血,《卡拉马卓夫兄弟》未最后拍峻便嗒然而逝,也 许并不能算“以身殉职”(谁非要他拍这种题材?),但可以说他是“以身殉志”。 从中心被抛到边缘的培利耶夫,一定是有了“顿悟”,在边缘处找到了自己最好的 艺术感觉。确实,我们现在如果连看《幸福生活》与《白痴》两部影片,那么,我 们虽不一定会同意赫鲁晓夫打在培利耶夫头上的棍子,可是,我们会说,《幸福生 活》充其量是一部拍得很好看的宣传品,而《白痴》却肯定是一件艺术精品。在培 利耶夫所改编的陀氏作品系列中,《白痴》、《卡拉马卓夫兄弟》又是他改编的中 心,《白夜》又成了他改编系列中的“边缘之作”。 可是我却最喜欢《白夜》,从陀氏的小说到培氏的电影。 现在我才来说到《白夜》的文本。我指的是《白夜》的译文。我现在翻开的是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版的陀氏中短篇小说第二册中荣如德的译文。 说实在的,《白夜》的情节是幼稚的,甚至,仔细推敲起来,那情节是有漏洞 的。 叙述的角度,与陀氏的开山作《穷人》类似,《穷人》是书信体,《白夜》类 似日记,都是第一人称,主人公都有点絮絮叨叨,卑微、敏感、腼腆,忧郁,而且, 他们所遭逢的,都是一个清丽,纯洁,坦率,稚弱的姑娘,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 悲惨,男主人公在失爱的怅惘中,苟活人世,喘息残生。 那么,《白夜》的特殊价值何在?魅力何在? 我以为,《白夜》最难得的,是把圣彼得堡的白夜氛围,融进了主人公的魂魄 中。 地处北极圈,这便是一种离开了“中心”的“边缘”位置;非规范的夜,该黑 不黑而呈“白色”的夜,这也是一种“边缘”状态;而小说中的“我”,最锥心的 感觉,便是“大家都把我孤零零地撇下,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个白夜来临的夏季, 仿佛整个圣彼得堡的人,“他们都离开我滑到乡下去了!”被忘记被忽略不计比被 侮辱被损害更可怕,在“第一夜”中“我”的自言自语里,读者可以获得相通的生 命体验,因为,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凡内心丰富一点的人,哪怕基本上是个 “成功人士”,也总会至少在某时某刻忽然有一种被冷落被欺瞒被叛离被抛弃的惶 惊感,忧郁与苦闷,会涌上心尖。 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从“中心”滑落到了“边缘”,或总是滞留在边缘、接近 不了所向往的中心,那么样的一种灵魂悸动。这灵魂于是挣扎。小说中的“我”是 通过在布满蛛网的天花板下,抽着烟斗,胡思乱想,以粗陋、廉价的罗曼蒂克幻境, 为灵魂注射麻醉剂,来消解这无可奈何的人生的。 在“第一夜”里,“我”巧遇了娜斯简卡。这是一个在白夜的河岸边等候归来 的恋人的纯情姑娘。“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姑娘究竟为什么会一个人出现在清冷的 白夜中。但这于他来说相当罗曼蒂克的邂逅,是他那枯涸的“边缘”状态中的一泓 甘泉,他确实并无非分之想,但他感到很大慰藉。我以为陀氏此作由此已开始挖掘 到“边缘人”的焦虑心理,及其渴望从被遗忘被忽略的状态中自救出来的灵魂挣扎。 “第二夜”里,“我”与娜斯简卡互诉身世,娜斯简卡与失明的奶奶住在一起, 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细节,便是奶奶为了管住娜斯简卡,每天用一只大别针,将她们 祖孙的裙子别在一起。这只大别针不消说是一大象征。一定会有不少读者读到这里 时,会痛切地感受到这一“祖母的大别针”的刺心苦味。被别上这样的别针的人, 当然不仅不能离开最边缘的一隅,而且,简直连对“中心”的想象力也会丧失。然 而娜斯简卡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来自“中心”,并且还要回到更其“中心”的年轻 男子,他的一大壮举,就是把娜斯简卡,顺便也把奶奶,从封闭的边缘,带到了戏 院,观看轻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戏院和这出法国戏,是一种通向社会“中心” 的象征性纽带。从此娜斯简卡的眼界心境都开始展拓,终于,她默默地爱上了那年 轻的房客,以至于,在那房客要离去的前夜,她竟提着一个包袱,去到房客所住的 顶楼,要与房客一起私奔!房客大吃一惊,开始拒绝,末后,为娜斯简卡的真情所 感动,便与她约定,一年过后,再回圣彼得堡接娶她,而相会的地点,便是这河岸 边。“第二夜”以“我”答应替娜斯简卡送一封代转信结束。之所以要送这封信, 是因为娜斯简卡已经知道,那青年男子已回到圣彼得堡3 天,却并未露面。这里便 明显有情节设计上的漏洞,至少令人感到矫情。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 因此处在了尴尬不堪的情境中。这倒还并不是爱情什么的,而是,他本以为娜斯简 卡比他还要“边缘”,因此不仅可以同病相怜,更可以慷慨慰恤,可是那青年房客 的出现,却一下子使娜斯简卡处在了极有希望从“边缘”向“中心”转移的轨道上, 而“我”却又一次要被抛向更其边缘的冷角!宁不悲乎! 在“第四夜”里,正当娜斯简卡在左等不来人、右等不见影的绝望中,下决心 与“我”共守“边缘”,在角落里度过余生时,那来自广阔世界的青年人忽然戏剧 性地出现,并且一阵风般地卷走了娜斯简卡,于是,“我”彻底地沉入了边缘的黑 暗与孤独中。 最后一节是“早晨”,娜斯简卡来了一封信,企求“我”的理解与宽恕,而 “我”也果然宽恕了她,并喃喃地为她祝福:“愿你的天空万里无云;愿你那动人 的笑容欢快明朗、无忧无虑……”“我”失去的不仅是梦一般美丽的爱情,而且也 是重整“边缘生活”的契机与活力,当然更无望向中心转移。 但是,掩卷以后,我们却又为“我”庆幸,因为,他没有丧失对一个人来说最 宝贵的东西,那便是无私的善意;在白夜中,极光给人以希望;在边缘处,仍有人 性的闪光;“我”没有以恶为代价,去谋求向“中心”的移动,也没有破坏他人的 “移向中心”,这毕竟保持着为人的基本尊严。 30 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煌煌都会中,处在很边缘、很卑微、很软弱的地 位,曾迷恋过《白夜》这样一部并不怎么伟大的作品的青年人,他后来居然神使鬼 差地,一度比较地“中心”,但没有多久他又“边缘化”了。他懂得,一个社会, 是需要中心的,当然也就需要“中心人物”,或说是“风流人物”、“领风骚的人 物”、“明星”、“大腕”,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于呆在中心的,更何况, 风会刮过去云会散掉,只能是“各领风骚若干时”,而不可能“独领风骚”、“永 领风骚”,星会殒落,腕无长力…… 每一个人,到头来还是尽早地归位于最合适的立脚点才好。在那站立得最坚实 的地方,不管是怎样的“边缘”,以良善之心,独创之艺,是一定会耕而有获的。 他觉得自己在比较边缘的地方,就反能更从容地抒发性灵。 这就说明,他的喜爱《白夜》,有很私秘的因素,与任何一种批评模式,与文 学史的角度,都基本无关。现在他公布出这一份私秘,企盼着人们理解,这,毕竟 也属于解读作品的一种方法。是吗?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