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影子大叔 我家曾藏有许多旧照片。 这里所说的“我家”,不是单指我和妻子、孩子组成的小家庭,而是指我祖父 母到父母再到兄姐各家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我祖父是晚清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中举的举人。当时中举的举人可以选择两条出 路:当官和官费留学。我祖父选择了后者。他是中国最早官费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 不消说,他很早便有照片。而他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个人所拍或与家人、友人合 拍的照片,至今还存留若干。有的我看其历史价值未必比刘洪钧先生所藏的低,比 如其中就有他与中国共产党先驱人物的合影。 我父亲和母亲是本世纪初最早受到高等教育的那几批人中的两位,因此他们自 然也有许多照片。后来我们这个家庭的照片更以几何级数增加着。“文化大革命” 当然不会放过我们这样一个世代知识分子家庭。当父亲在一所大学任教,尽管他并 无“民愤”,也还是遭到“例行”的抄家,祖父一辈和他与母亲一辈的照片被抄走 不少,但总算还留下一些,“文革”后落实政策,又发还一点。现在父亲母亲已溘 然长逝,祖父那辈与父母那辈的残余旧照,都锁存于母亲床下的一只旧铁箱中。母 亲每个白昼坐在那床边沉思,每个夜晚睡在那床上梦游,箱中的旧照片一定常常牵 动着她的思绪和梦境。 我撰写这《私人照相簿》的专栏文章,自然不能仅止向读者提供我家的照片, 抒发一己的情思。我必将努力引入更有价值的信息。但我又觉得自己承担着一种不 可推卸的义务,便是从自己家族掀开“私人照相簿”的扉页。 在母亲那收藏旧照片的大铁箱中,有一只隐秘的抽屉,里面用一只不仅发黄而 且发脆的信封,装着一组长期使我感到神秘的照片。在我幼小的时候,每当我试图 去翻看那组照片时,母亲便毫不留情地喝斥我“不要乱动”。直到我成年后,我才 有机会看到那一堆旧照片。 那是与我大叔有关的一组照片。 母亲后来同我的哥哥住在一起。我给母亲和哥哥写信,说明了我的想法,希望 他们能将那些与大叔有关的照片寄给我。母亲毕竟是开通的。她同意了,并让哥哥 给我回了信,寄来了供我选用的旧照片。 我大叔刘天泽,号北强,生于1914 年,殁于1938 年,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过 24 年。他死后4 年我方落生,所以我只能从旧照片上认识他。对于我来说,他只 是个影子大叔。 我看到他的第一张旧照片,便是我大叔的一张坐像。这张像摄于1932年,地点 在浙江宁波。距今已半个世纪还多了。这类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律被 视为“罪证”的。那定罪的理由非常之简单:(1 )在“万恶的旧社会”,什么人 能住在那样的房屋里,并安坐在沙发之中呢?(2 )在亿万工农大众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时,什么人能西服革履呢?自然只有“资产阶级反动派”才有可能。但事实是 即便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有种种并不能循简单逻辑推论而作结论的社会相。马 克思、恩格斯自然是住洋房、坐沙发、穿西服、着革履的,就是孙中山、廖仲恺、 周树人、周恩来……也都留下过类似的“铁证”。被“红卫兵”“破四旧”浪潮所 席卷的一代人,往往被训练成了一种简单化的眼光和狭隘的心理,他们经过极其痛 苦的历程才终于知道,从上世纪末起,特别是本世纪20 年代以后,中国大地上出 现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虽然出生在封建官僚或封建地主家庭,但本身井 未参加封建剥削,其中多数人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崇尚民主和科学,和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的工农大众相比,他们的生活处境固然要好得多,但在那国难深重、动荡不安 的年代中,他们也有着许多的艰辛和痛苦。说到我大叔,那么他连“出身”也并非 剥削者。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家里是个自耕农,中举后到日本留学,是孙中山 先生所创同盟会的早期盟员,1925 年大革命时期更从北京奔赴广州,任广州中山 大学教授;北伐战争中他以军医身份随北伐军北上,一直打到武汉。在国民党发起 “四·一二”“清党”的血腥屠杀后,他撰写长诗《哀江南》痛斥蒋介石、汪精卫, 后来流亡到上海,于1931 年“一二·八”日本飞机轰炸上海时,牺牲在上海一家 医院之中。祖父到广州参加革命后,无暇顾及子女,当时尚年幼的大叔,便由我父 母负责养育。我父亲是低级职员,母亲一度当小学教师,他们一直把我大叔供养到 成为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大学生。这张相片便是他刚考入大学不久的留影。 不知半个世纪以后的大学生们见到这张照片有何感想。 第二张照片是我大叔和他同学的合影。除了他们穿在身上的以外,我们可以注 意他们两人中间,暂时搁在台阶上的礼帽。这张照片也摄于1932 年,比前一张大 约只晚几个月。由此可知几十年前的大学生已经是这种“全盘西化”的装束。其实 当时我大叔每月只有我父亲汇去的有限的钱钞,据说当时有许多大学生同他一样, 别看走出宿舍这么“派头”,其实生活上是桔据以至于穷窘的。回到宿舍,那一身 “行头”便要一一掸净叠好,细心加以保护。 不知右边那位合影者如今安在?如果活着,该有80 岁了吧?是当今国内哪所 土木工程专业的老教授?不至于在“反右”、“文革”一类的“运动”中已经“自 绝于人民”了吧?抑或早已成了蜚声海外并频频回国观光的“外籍华人学者”?中 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啊,谁让你们那么早就着洋装、念洋书? 你们的命运,引出多少令人扼腕的叹息! 第三张是一张发黄的照片,摄于1936 年。是大叔和他的同学在钱塘江畔实习 时摄。当时的大学生也搞实习。他们起码不全是“精神贵族”。他们也从事直接建 筑人类文明的劳动。现在仍在使用的黄河大铁桥和钱塘江大桥,就是由大叔他们那 一代知识分子设计并指导施工的。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猖狂侵略,使他们不能 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于是他们同济大学开始了辗转南迁。第四张照片是师生们在逃 难中所摄的一张集体生活照片。他们一边南撤,一边仍旧开课,并且进行实习。倘 若细心观察,可以看到这一组人之后的地面上,摆放着一些测量器材。左边第二人 是个外国人,不难判断出,那是一位洋教授。同济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该 洋教授多半是德国人。 当时德国正是纳粹当权,德、日、意已开始形成所谓的“轴心国”,妄图称霸 全世界。这位德籍洋教授并没有回到“祖国”去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效力,也没有 留在上海等候“日本盟友”的到来,以便受到优待,而是风尘仆仆地随同济大学的 抗日师生南撤,这就再一次说明了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对任何一类人都不能凭 简单的逻辑去下统一的结论,而应当逐个了解和确认他们的价值。 大叔他们的南撤是极为艰辛的。据说是从广西绕道越南,好不容易才到达昆明。 其中绝大部分路程是靠步行走完。第五张照片是他们在接近昆明时的留影,4 个人 脸上分别显露出疲惫(右一那位)、欣慰(左二那位)、乐观(左一那位)和沉思 (右二的大叔)。那一代人终于走完了他们认为应当走的一段路。我们在生命的途 中,不也常有类似的体验吗?美国有位哲人说: “应当坚信阳光之下无罕事。”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成立呢? 可是我的大叔没有与他的同辈人一起把人生的路走完。哥哥在随信寄来这些旧 照片时,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我,信里披露说:“在大叔悲剧性的一生中,有一段 重要的,也是唯一的罗曼史,那就是同济大学的医学院的护士L 女士与他的热恋史。 一贯严肃持重、沉默寡言的大叔,在偶然的机缘下与她结认,便完全被这个美丽的 少女迷住了。他们的热恋持续了3 年之久。1938年大叔与同学们及L 女士等一起由 上海经广西、越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昆明,经过长途跋涉,大叔那运动员般的 强壮体格也垮下来了。正在这时,L 女士很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竟忍心抛弃 大叔投入T 君的怀抱。最后的谈判,是3 个人在一个公园的角落里举行的。L 女士 坚决表示弃大叔而就T 君。大叔以友谊为重,表示礼让。但大叔当晚因极度痛苦而 饮酒醉倒。次日有同学开玩笑,赌谁吃‘冰籽’最多(‘冰籽,是一种用植物种子 浸泡出的胶质物,当年是平民最普通的一种冷饮),他竟一口气吃了10 碗,获得 第一名。不久他就发病了,是猩红热。这种传染病在今天不算什么了不得的病,仅 用青霉素就可以制服它。可当时缺医少药的旧中国,又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哪里去搞青霉素?大叔在医院中高烧昏迷,口腔咽喉渐次溃烂,不久便惨然长逝。 这便成了我家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大叔去世,爸爸最为悲痛,甚至使爸爸在其 后的年代里脾气变得暴躁、乖戾。爸爸当时已有我们4 个子女,外加一个未成年的 小叔(你还未出生),负担很重,但多年来倾力供大叔念书,一直念到大学,一心 盼望他早日成业,没想到却突然在重庆得到从昆明传来的噩耗。爸爸与大叔极富手 足之情。我犹记得在1935 年我们全家由梧州经香港乘海轮到上海,船靠码头时, 大叔在下面等我们。爸爸这个一贯以冷静内向、严肃持重而著称的硬汉子,竟也感 情外露地欢笑着大呼:‘北强!北强!’一边对妈妈说:‘看到了,北强在那儿! ’而1938年当大叔暴卒的消息传来时,爸爸回到家来,把电报往桌上一搁,只向妈 妈轻声他说了声:‘北强完了!’然后进屋,碰上门,传出一阵令人心碎的呜咽… …我当时虽然只有12 岁,但却也懂人事,我所心爱的大叔、我崇拜的偶像死了。 我简直难以相信,我哭泣不止,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哭,直到干噎…… 快半个世纪了,你这促狭仔儿!真讨厌,来翻这老段子伤心史干吗?心灵深处 记忆单元库里封存过久,已然积满老茧的伤痕似乎又被你搔破了,使我一时心里又 沉起了一阵惆怅……”哥哥的信使我的感情也波动起来。其实我与大叔的命运轨迹 毫无重叠交叉。多年来我被训练为只能为历史上和当今的伟人和英雄模范奉献我的 感情,至少也只能为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们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感染。 然而我同许许多多的凡人一样,竟常常不能在这种训练中取得好的成绩。除了对历 史上和当今的伟人和英雄模范产生尊重之感,以及对某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产生或爱或憎之情,我也常常为一些极为平凡极为琐屑的人和事摇荡我的感情和心 绪。从大叔这样的没有业绩的早夭者,到一张发黄的照片,一片偶然发现的夹在书 中的枯叶,雪地上的一行陌生的脚印,从高处望见的城市的万家灯火……乃至一条 无名小河中那缓缓游动的鱼群等等,没有办法,我的感情无法一一纳入别人的“规 范”。因而我抒发感情的文字也便无法一一符合某些“原则”。 大叔是在离大学毕业仅仅还有两个月的情况下突然患病去世的。他的去世使他 来不及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更多的痕迹。哥哥在信中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大叔 的形象是高大完美的。他的个头儿在当时够得上称为挺拔健美。 戴着近视眼镜,穿一身整洁的西服。他在高中及大学念书都极为用功,成绩优 秀,总是名列前茅。他爱好诗文。由于爸爸的影响,他的文学根基也是坚实的。他 更爱好美术,在漫画方面小有成就,在当时上海的漫画杂志上,曾发表过几幅作品, 笔名刘田则(或田则)。他是田径运动员,又打得一手好网球(曾在上海某种全市 水平的比赛中获得过银牌),还是游泳的好手,练就了一副肌肉结实、强劲有力的 体格。当年我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就是两手攀着大叔的手臂,两脚收起,让大叔提离 地面。每当他毫无费力地玩这种举重游戏时,一臂上挂着我,另一臂上就挂着你大 哥(按:这位大哥也已去世)。 他融强毅、俊秀、儒雅于一身,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唉!如果他还健在,且 让我随想一番:就大叔的政治倾向而言,我以为他受祖父熏陶,再兼时代潮流的影 响,至少是进步的。倘若他顺利地活到今天,肯定是一个高级工程师,甚至已经参 加过武汉长江大桥及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及建造……”哥哥比我大16 岁,和我并 非一代人,因此我的思路同他的思路不可能重合。他对大叔用了“高大完美”这样 的形容词,这只能引出我淡淡的笑。至于大叔的生活走向,我以为即使是进步的, 也很难“肯定”他“倘若活着”会怎么样。他们“西南联大”最进步的“左”派教 授吴晗,当时没有得猩红热,“顺利地”活到了1966 年,但一场“文化大革命” 的“红色风暴”不就把他打成了“老牌反革命分子”,而且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他的 性命吗?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你们真是命运多舛,只有当整个民族终于认识到你们 的宝贵价值时,你们才有可能“顺利”起来,并且“肯定”有较好的共同命运…… 其实没有必要从政治倾向上去分析我那大叔。他之早夭,是一场纯属个人感情 范畴的爱情悲剧。从第6 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与他所热恋的L 女士。这张相片 摄于1934 年,到现在已过了60 多年了。不知L 女士如今健在否?她还保存得有 相同的一张照片吗?人的感情,又尤其是爱情这一种感情,是最微妙莫测的。哥哥 来信中判断L 女士是嫌贫爱富,所以弃大叔而就T 君,我以为是根据不足的。她既 然能将大叔和T 君找到一起,3 个人把自己的感情坦诚披露,并共商体面而妥当的 处理方案,这应当说是相当文明的一种表现。我现在将她少女期的相片公布出来, 丝毫不包含谴责或讽刺她的意思。从照片上看出,她当年其实非常美丽,无论面容 还是身材,乃至于气质和风度,都是值得男大学生们爱恋的。第七张照片是她1937 年撤离上海前的单人照,更显示出超过一般人的风姿。她同那T 君结合后,白头偕 老了吗? 在她嗣后的人生道路上,都经历了些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在那些雨丝风片中, 她可曾偶然想起过我的大叔?她可曾愧疚?痛惜?遗憾?抱恨……? 岁月啊,你就 这样匆匆流逝。留下一些越来越旧的照片。在无数的私人照相簿中,旧照片默默地 诉说着无数的人和事,凝聚着不能忘怀的情感,埋藏着难以探明的秘密…… 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典型”。然而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竟都是“不典型” 的。塑造“典型”是一种美学追求。忠实地记录“非典型”也是一种美学追求。人 们可以通过“典型”认识世界,也可以通过大量的“非典型”认识世界。也许把二 者结合起来,互为映证、互为补充,便能更全面、更立体、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 世界。 所以在这个世界的信息交流之中,既可以出现伟人、名人、有代表性的坏人以 及重大历史场面的照片,也可以出现凡人、不知名的人、芸芸众生中一员以及最普 通的生活场面的照片,它们实在是各有各的作用,并互为作用。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