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与边缘 (注:本文为严歌苓长篇小说《扶桑》的序文,《扶桑》荣获第十七届联合报 文学奖长篇小说评审奖) 我总想给读者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该有精彩的情节,有出奇不意的发 展,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读 者们与这些人物渐渐相处得难舍难分,因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 我又总是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他们使我想起文学的最初级形态:说 唱文学。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 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的秘径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 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已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 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甦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 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 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又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将他 们从特定环境中摘出,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发现他们的人格中有那么丰富的潜 藏,那么深远、神秘。如维吉尼亚·沃尔芙(Virginia Woolf)说的:“走向人内 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 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一群瘦小的东方人,从泊于十九世纪的美国西海岸的一艘 艘木船上走下来,不远万里,只因为听说这片陌生国土藏有金子,他们拖着长辫, 戴着竹斗笠,一根扁担肩起全部家当。他们中极偶然的会有一个、两个女人,拳头 大的脚上套着绣鞋。这样的一群人和整个美国社会差异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就 是我为扶桑、克里斯、大勇找着的特定环境。 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 化谁的特定环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进这个环境中决不可能仅仅是故事正身。 由于差异,由于对差异的意识,我们最早踏上这块国土的先辈不可能不产生一 种奇特的自我知觉;别人没有辫子,因此他们对自已的辫子始终有着最敏锐、脆弱 的感知。在美国人以剪辫子做为欺凌、侮辱方式时,他们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体的。 再有,美国警察在逮捕中国人后总以革去辫子来给予精神上的惩罚。这种象征性的 惩罚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彻底回归于自已的同类。因此,辫子简直就成了露于肉体 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痒的一束赤裸的神经!在如此的敏感程度下,人对世界 的认识不可能客观,不可能正常。任何事物在他们心理上激起的反应,不可能不被 夸大、变形。人的那些原本会永远沉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惊动,从而给人们一些超 常的、难以理喻的行为。对自身、对世界失常的认识,该是文学的缘起。 已不再是好听的故事了。不仅仅是了。人物内在的戏剧性远大于外在了,因为 那高倍数的敏感。移民,这个特定环境把这种奇特的敏感诱发出来。 这一脉相承的敏感,也蠕动在我们身上——我们排行第五代移民。为什么老是 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是人学,这是名Clich é。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 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 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 就是产生文学正宗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发生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 有多少作家是在离开乡土后,在飘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了?康拉德(JosephConrad)、 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昆德拉(Milan Kundera )、伊莎贝拉·阿言 德(Isabel Auendene )……他们有的写移民后的生活,即便是写曾经在祖国的生 活,也由于添了那层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 语言共通的襟怀。他们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罗斯、布拉格。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 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 我不同意把移民文学叫作边缘文学。要想有力地驳斥,我似乎得拿出比《扶桑》、 《海那边》、《少女小渔业》、《女房东》更有力量的作品来。电影导演黄建中对 我说:“《扶桑》是我生活经验和美学经验之外的东西。我从没想到人可以从那样 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所以我觉得它那么好看,觉得耳目一新。”正是因为一 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史太独特、太色彩浓烈了,它才给我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 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人在那里,那里就是 文化和文学的主流。 -------- 文学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