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 站 爱荷华头天晚上大风大雨。 鹿园一棵百年橡树,发狂地呼啸,爱荷华河水兴奋地波动。红楼也震动了。那 正是我离乡三十年后,次晨就要回乡的心情,更何况Paul和两个女儿同行。 我们坐火车从香港去罗湖,坐在第一辆车厢里。我最先看到罗湖桥——桥的那 一头就是乡土了。 我们顺着" 往中国" 的箭头向前走。走到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我走 了好长一段路啊。 中国的旗帜在前面飘扬。 过了桥,排队等待检查护照。没有一个人说话。太阳照在头上。 你是跳舞的吗?第一句乡音是检查护照的人微笑着对蓝蓝说的。 对,我是跳舞的。 他又问我:这个美国人是你随行眷属吗? 是的。我回答,转身翻译给Paul听。 他哈哈大笑。 走吧!我笑着对Paul说:我的随行眷属,在这儿,你得跟我走了。 我们就那样子跟着那个跳舞的走上了我的乡土。 旅客在深圳吃午饭,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招待的。Paul在香港本感不适,勉强 上路。午饭时喝了瓶青岛啤酒,感觉好一些了,喝了第二瓶,更好一些了,喝了第 三瓶,完全好了。他后来一直认为青岛啤酒是世界上顶好的啤酒,几年以后在爱荷 华小店发现青岛啤酒,他乡遇故人,高兴得大叫。从此我们家永远备有青岛啤酒。 火车从深圳向广州出发了。小雨。薄雾。青青的田野。河里有条小船,渔夫正 在钓鱼。三两农夫骑在水牛上,人很小,牛也很小。景色依旧。青丝已斑。 我们四个人,提着大大小小的手提包,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没见一个人。 突然听见一阵叫嚷:在那儿,在那儿! 大哥,大嫂,华蕙和她丈夫儿子从月台另一头跑来了。 来了!来了!他们来了!我们也叫起来了。 他们朝我们跑。我们朝他们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朝天乱抓。不 知先抓哪只手。不知先和哪个人说话。还得认人,还得埋怨,还得解释,还得抢提 手提包。 哎呀,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我们特地从武汉来接你们,在月台上等了好久。 怎么没看见你们下火车? 你- 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你们没看见火车到站吗?这么一大串火车! 我们跑到车尾去了! 我们坐在车头呀! 谁知道你们坐在车头? 归国华侨……我把下面的话咽下去了,突然发觉那口吻有些特权味道。 父亲死后42年,家和国都翻天覆地变了样。他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妻子也都去了。 两房的儿女就在那样的平常心情中相见了。没有尴尬,没有怨恨。我们只是到后台 换了服装,换了粉墨,脸上画了皱纹,头发扑了白粉。再出场时,角色变了,腔调 温和了,步子沉重了,背有点儿弯了。我们唱的是一台不同的戏了。 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晚上的会,讨论如何欢迎你们。大嫂在去宾馆的车上对我 说:我们决定,你们火车一到,你大哥和妹夫就上前去招呼安格尔,两个侄儿上前 去扶你这个大姨妈。 我笑说:我又不是七老八十,还要人扶? 哎呀,表示隆重嘛!结果,月台上乱成一团,欢迎仪式全忘了。 只是我没见到二哥。我们都喜欢他。他个头魁梧,说话慢吞吞的,眼睛笑眯眯 的,和他在一起,觉得安全自在,我尤其佩服他,因为他学的是兽医,懂得如何对 付我所怕的动物。 我问起他。 大哥连连摆手:不要问。不要问任何人。到了武汉,也不要问。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回来了,就好。大哥望着我笑笑,笑得很慈祥,往日 的霸气全消了。 我们一行人在广州东方宾馆安顿下来了,全聚集在一间房里。 Paul从他旅行袋中拿出了一瓶酒,在桌上摆好酒杯,举起酒杯,扫了一下喉咙, 非常郑重地宣布:这瓶法国白兰地,我从爱荷华一直提到中国,就是为了庆祝这一 刻!他昂头一饮而尽。 两个女儿在他和家人之中来回翻译。 姐姐,你们回来,对我们是件大事呀!华蕙不大讲话,一直笑眯眯的,戴着我 带给她的助听器,电线吊在胸前,满不在乎。我在学校接到你的信,高兴得发了疯, 挥着你的信,跑上公共汽车,向一车的人大叫:我姐姐要回来了!我姐姐要回来了! 我接到你的信,直说,好了,好了,要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大哥攥着拳头 在手掌上敲了一下。 大嫂说:你大哥1974年接到你第一封信,几夜睡不着觉。知道汉仲过去了,他 哭了。 明亮的火车。柔和的汽笛。我们三家九口,就那样子一同从广州回武汉。 广东的泥土黑,湖南的泥土红,湖北的泥土逐渐变成了黄色。黑土也好,红土 也好,黄土也好——都是我的乡土,从心里感到亲。 我终于回到大江上的家乡了。 长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样地流,江汉关的钟和三十年前一样地矗立。现在,江 上架起双层大铁桥,汽车在上层桥上奔驰,火车在下层桥上奔驰。我们一行车子在 江汉饭店停下,原来就是往日的德明饭店。沉重的德式楼房依旧,门前老树一大蓬 绿叶依旧。往日洋人和中国富豪的饭店,我们只能在门外瞄一眼。现在,我提着旅 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溜又宽又长的楼梯,想起小时候,家住汉口日租界,大热 天,我和弟弟汉仲去买雪糕。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流着汗 走过五个租界,为的是吃一根汉口最好吃的雪糕。德明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 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汽车一声不响地在饭店门前停下了。穿白制服戴 白手套的司机跳下车,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走进那神秘的大楼 里去了。 江汉饭店白衣短裙的女服务员听见我说武汉话,眼睛一亮:你家会说武汉话? 我是武汉人。 武汉人? 嗯。从美国回来的武汉人,离开30年了。 30年?你家想吃么司,只管说。面窝,豆皮,武昌鱼。 喜头鱼! 她摇摇头。我们只有武昌鱼。 几贴速写 东湖的水依然那样子蓝。天上的云依然那样子飘。 一个绿衣童子站在夹竹桃下。他转身看见我,突然笑了。火红的夹竹桃在他头 上烧起来了,烧红了他的脸。 他仍然羞怯怯望着我笑。 真个是"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 一抹青山。一溜垂柳。灰蓝的天。灰蓝的水。无波,无云。水天之间,一条小 船。披蓑衣的老翁拉着鱼网,一把一把从水里拉起来。 我在水边跪下,轻轻拍拍水。 ………… 灰色楼房。一格一格的窗子,一排一排,全是灰暗的。 妹夫一手提一个大肚子土罐子,从外面眉飞色舞地走进来,一面大嚷:涪陵榨 菜!涪陵榨菜!我跑川江特地下船买的。天下第一呀!给你带回爱荷华! 他的脸正好嵌在背后灰色大楼一个窗格子里。窗格子突然亮了。 ………… 一扇褪色的木门半开着。一个老人坐在门内竹凳子上。他身旁一丛翠绿的叶子, 绿滴滴的,滴到老人肩上了。 ………… 长长的窄巷,灰色的楼房。地上闪着雨水。很静很静。 突然,吱- 吱- 吱- 很细很细的叫声,一声声,很肯定,很清晰。我转身寻找。 路旁一个破竹篓里,两只嫩黄小鸡吱- 吱- 又叫起来了。竹篓边上吊着一片青菜, 绿得水滴滴的。 那两点嫩黄,那一小片水绿,叫我快活了好半天。 黄鹤楼呢? 黄鹤楼呢?我站在渡江的轮船上问,望着对岸两三缕烟子在烟囱缭绕。 黄鹤楼呢?大江茫茫,到哪儿去找? 大江依旧东流去。白云依旧空悠悠。江上的黄鹤楼不见了。我却回来了,和丈 夫女儿一起回来了。我一定要到大江上去,我一定要去坐船,和聂家所有的人一起 去坐船,一定要从当年父亲灵柩回乡飘着爷爷写的挽幅" 魂兮归来" 的江汉关上船。 现在,两脚踏上船的那一刻,很严肃,很隆重,在我生命中画了个完完整整的圆圈。 我向母亲默祷:姆妈,您可安息了。 船上挤满了人,日正当中。我在老人、孩子、年轻人之间挤来挤去。汗臭,体 臭。感到切身的亲,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十年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大 江上一起挣扎,一起拼命,一起活过来了。他们大声说话叫嚷。 Paul问:他们在吵架吗? 我笑了:他们就是那样子讲话的。 Paul望着天边黑蒙蒙的烟雾说:我想象不出你是在这儿生长的。 下午,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大哥蕙妹两家人说:今天我可要走,走、走、走 遍我生活过的地方。愿走的,跟我来!不愿走的,留下来! Paul在爱荷华说过:我要踩着华苓的脚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两个女儿对家中旧 事充满好奇。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浩浩荡荡,我们从江汉饭店出发,走上沿江大道。 昔日的沿江大道横贯汉口的五个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 沿江的大厦,全是洋行和洋人的住宅。江边鹦哥绿的草坪上,摆着木椅子。江边和 一溜黑色铁栏杆之间,有一条水门汀的人行道,洋人有的推着婴儿车,有的牵着杀 气腾腾的大狼狗,在那儿散步。外国军舰飘着各自的国旗。租界以外的江上,三三 两两的旧木船,都是在大江上讨生活的人。夏天水涨,每天傍晚,我跟着大人去江 边看水涨水落,总要紧张一阵子。淹水的时候,遭殃的是租界以外低洼的贫民区。 民国二十年大水,我们去了北平。我家三层楼房,两层淹在水中,出去得从顶层在 窗口坐划子。" 民国二十年大水……" 小时候常常听见大人讲那句话,我就想到从 窗口上划子,划着桨去" 走人家". 我们一大伙人一走上沿江大道,我一下子怔住了。大道变成了窄道,大江也看 不到了。眼前是一道厚实的堤防,是武汉人两手一铲土一铲土筑起来的,现在武汉 没有水灾了。江边大楼出出进进的是蓝制服灰制服的工作人员。长长一串板车载着 稻草包的货物,一人拖一辆板车走过来了,弯着腰,绳子搭在肩上,很坚定,很吃 力,一步一步向前拖——那是一幅永恒不变的中国人雕像,当年我在大江上看到的 纤夫,也是那样子拖着粗大的绳子,在峭壁悬崖上,一步一步向前拖。 聂家两代人朝圣似的,走过一条一条街。走过我昔日一个一个租界里的家。俄 租界的上海理发厅仍然在那三岔路口。理发厅对面白俄女人精致的小店,那个有彩 虹小阳伞的小店不见了。再走过去,应该就是我记忆中最早那个家了——汽车从镥 花铁门内长长一条车道上一直驶到楼前,两根粗大的石柱子顶着宽敞的阳台,从石 柱子之间走上台阶,走进一抹宽大的楼梯,迎面大镜里的人对着你走来,你不得不 转弯向上走去,突然看到爷爷巨大的身影。 我们的家呢?我们的家呢?我站在街头四处寻找儿时的家。 这就是我们的家!大哥指着我身后说。 原来我正站在我家大门口!我转过身,只见两根石柱子,再看一眼,仍然只有 那两根石柱子。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大风大浪,我们都活过来了,现在我们一同站在 三岔路口,站在两根石柱子之间,一同寻找儿时的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一切的旧 恨宿怨都消失了。 我们走过英租界的兰陵街,走到一个弄堂口。同福里!我叫了起来。抗战爆发, 我们母子寄住这儿,日本飞机来了,母亲把儿女一把拥在怀里,躲在桌子底下。 我站在同福里前面。一栋栋小红砖房陈旧得变样了。两个男孩子,手叉在腰间, 狠狠盯着我们。 走吧。我转身说。他们好像要武斗的样子。 我们也一同寻找甫义里。父亲去后,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那儿过着愁苦的日 子。 我们又一同走过德租界的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四码头,五码头,六码头, 走到日租界我最后一个家,在两条街的岔口,有一抹灰色围墙,一层层楼,一扇扇 窄窄的长窗子。墙内园子角一棵梧桐树,夏天知鸟吱- 吱- 一声声,日子永远就那 样子拖下去。改变那单调生活的是父亲的死亡,是家族的明争暗斗,是母亲的悲苦。 国际大团结!薇薇指着我家门口木牌上的字。 现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诉我。 我向门内看了一眼。几个人坐在天井里板凳上谈话。 这儿本来是三层楼房,一个大园子。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说:日本人占领武汉, 美国飞机丢炸弹,正好丢在房子正中间,就炸出了这么一个天井。抗战胜利后,我 们从四川回汉口,发现我们家炸成了平房,中间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间 变得明亮了,每个房间都有阳光。我向墙内又瞧了一眼,笑着说:我小时候就想要 这样一个敞开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国人!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就是大灾大难,他也有逆来顺受 的道理。 真君 80年代,我回乡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中国大陆。湖北副省长在武汉 翠柳村摆宴招待我们,大哥夫妇也在座。我请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满口答应。 那一年,我们也去了开封大哥的家。那时他的孩子们才告诉我,大哥在" 文革" 中 被打成右派,背上背着牌子:地主的孝子贤孙。做苦工,搬砖头,调石灰。1978年, 我们重见时,他还没平反。1980年,在开封大哥家,我问起真君。 大嫂说:你大哥的妈死了以后…… 哪一年?我问。 1962年。 我妈在台湾也是1962年过世的。 真巧!大哥说。 大嫂继续说:爷爷在抗战时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着你大哥的妈住,在武 昌。解放以后,我们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养的。她把她们照顾得特 好。大哥的妈死了,她来开封跟我们住。她叫我姐姐。我们真像姊妹一样。有一天, 组织上叫我去谈话,说真君是我们的丫头,在新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解释说,我们 没把她当丫头,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我们要养她,我们和姊妹一样亲。不行,在 新社会,组织会安排她的生活。原来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模范老工人。我没办法, 最后我只好答应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对她说:真君,你有个家了。她点点头说: 嗯,有。我说:不是这个家,另外一个家。她还是点头:嗯,有。我说不清,只好 做手势。我把她几件衣服包起来,放在她手里,牵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说:到你 自己的家。她哭了起来:不,我要姐姐。大嫂声音哽住了。 我对她说: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门。我和她一起去郑州。哎, 一个老头子,乱七八糟一间小屋子。我对她说:你在这里住,常常回来。这是你的 家,那也是你的家。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只好狠心走了。她每个星期都来看我 们。每次来,都带糖呀、糕呀给孩子们。大约一年多以后,老头死了。组织上对她 说不清,把她没办法。我请了一个星期假,去郑州陪她。她见到我,大哭,要跟我 回来,回来住了一个月,还是不能留下来,还是得走。她回去以后,在医院当洗衣 工。后来他们又把她嫁了,嫁到乡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失去联络了。我们也自 身难保。 1986年,我和弟弟华桐沿江重访母亲带着几个小儿女,在抗战中艰苦生活过的 地方。重庆,万县,三斗坪,宜昌,武汉。最后去开封。湖北应山县外办突然来了, 提着一包皮蛋,特地赶来邀请我和华桐去应山。那算是我们老家了,但我母亲这一 房人从没去过。父亲死后,在母亲的苦难中,那儿的亲友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 和华桐一时也无法改变早已决定的行程。我对大哥说:你去吧。他说:我算什么? 他们要你们去呀。 我们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 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 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有几条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 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60年左右被释放了。但应山没有他回去 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 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敢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 土。 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