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部 分 孙见喜答邰科祥教授问(二) 班主任老师要我们农村同学报考理工科,主要考虑当时全国都大办工业,国家 及各部委办了许多理工科院校,在招生数量上理工科院校大大多于文科院校,事实 上那几年考取理工科要比考取文科相对容易。当时填报志愿,在填报的十所一类院 校中我的第一志愿是合肥工业大学,填报的十所二类院校中我的第一志愿是西安工 业学院。后来,我被第五机械工业部所属的西安工业学院精密机械专业录取。五机 部主要制造常规兵器,其所属院校专为各类国防工厂培养专业人才。但是,入学一 年即爆发“文化大革命”,我们只学了十来门专业基础课。 “文化大革命”中,有了大量的时间自由支配,我和几位同学便以接管图书馆 为名,拿到了书库的钥匙,进驻到里边。在这里,我系统地抄录了唐宋诗词及其注 释,读了《古文观止》,读了一些古典名著,读了部分苏俄文学包括托尔斯泰的 《复活》等,还摘抄了六十年代初那几年全部的《文学评论》。当然,我也写了不 少大字报,但同学都说我写的大字报很有“文才”。后来,有几年时间,我们被派 去工厂实习,被派往农场劳动,凡编辑战报编写文艺节目之类涉及文字的工作,我 都是主要执笔者。 工作分配后,我来到河南南阳的五机部358 厂,先当车工,再当技术员、助理 工程师。再忙再累,我读书写作的爱好不减。当时为了应付节庆会演,厂工会成立 了由工人、干部、技术员组成的“三结合”创作组,编写文艺节目,我是其中的骨 干之一。同时,工厂所在的镇平县及南阳地区,也定期举办文学创作讲习班和改稿 会,每一期我都是参加者,每一次选稿我的作品都入围。西峡县的农民作家乔典运, 喜抽烟又咳嗽吐痰,没人愿意和他同室,几次创作会都是我和他住同一房间。老乔 五十年代就发表短篇小说,“文化大革命”中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改电影剧本《深山 红梅》,几年时间吃尽苦头,往往是每通过一稿,形势又变了,按新形势再改,刚 改好形势又变了,他说把头都改成木头了,终于拍成了,“四人帮”倒台了,“三 突出”那一套被批判了。所以“四人帮”一倒,老乔的创作如岩浆喷发是必然的。 这样一个极有思想锋芒又富创作经验的老作家和我同处一室,给我创作上以很大帮 助。每当我的小说通不过或改不下去时,他都拉我去逛市场或看梅溪河,所谓的梅 溪河其实是一条污水沟,那里边蕴涵着太多的关于人间的想象。在市场上,老乔的 机智幽默随机应变令我大开眼界,他甚至冒充市委书记的二舅,从水果铺子弄回来 一衣襟的梨。梨当然很甜,但他调侃权势者嘲弄依附者的自如给我们带来了十分的 快意。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老乔,从骨子里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的,他头上 的“反骨”、他对时代深层的批判意识,是他所有作品的底色。后来,又逐渐了解 了他为何是地主的儿子却到志愿军里当了文化教员,复员后当农民又发表了不少小 说,人家斗他他如何袖着双手担尿上坡做绝活表演等等。尽管省上派了老作家、派 了出版社的老编辑、派了《奔流》杂志的领导,来指导我们改稿,但真正使我获得 创作启示的却是乔典运。 经过几年努力,由南阳地区宣传部、文化局组织我们十多位作者创作的短篇小 说集,通过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终审,但在即将付梓的时刻,中国发生了政治大变 革———“四人帮”倒台。为了保护作者,省上和地区派出专门小组到各位作者所 在单位说明情况,我那时所在的厂技术科某领导以不务正业为名准备整我,省地工 作小组的到来使我避免了即将发生的尴尬。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那一批作者 又被集合在一起,重新创作,由于放开了思想,很快见了成果,我们的短篇小说集 《跃马坡》于197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我的处女作《602 号图纸 的诞生》。在其后的一次改稿会上,《奔流》编辑杜道恒向我提供了贾平凹的信息。 贾在“四人帮”时期就和刘心武等名家在上海《朝霞》杂志发表小说,“四人帮” 之后他的作品遍地开花,以田园牧歌称道文坛,名声如日中天。读他的小说,总觉 得是一个乡亲在同我说话。但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竟和我有着 某种机缘,他父亲贾彦春曾当过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老家和我老家相距二十公里, 我们都是在丹江里光屁股耍水长大。七十年代末,我和平凹开始通信并有了来往。 198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西安某研究所一位老工程师对调回到西安工作。 这样,就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和平凹接触频繁。我 是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创作过程的见证人,我们还结伴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由于融 入了西安这个大的文学环境,我的创作获得了较大进步。这个时期,科技人员正在 全国吃香,而我的创作欲望却难以遏止,再加上我所在的科研处一些人觉得我“怪 怪儿的”,尽管和同志们在一起时我是个重要的“热闹源”,我们唱邓丽君学交谊 舞组织球赛和郊游,但我的心一直在另外的空宇遨游。这样,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筹 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家》时,我被借调到编辑部工作。之前,我曾在该刊的前身 《绿原》杂志发表过短篇小说数篇,也参加过该刊的笔会。1984年,我正式调入陕 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算是彻底弃工从文,彻底结束了事业和职业分离的痛苦状态。 我从事技术工作凡十三年,最后的职称是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