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部 分 孙见喜答邰科祥教授问(三) 问:家庭的灾难对你的生活、特别是心理产生过哪些影响?能否谈谈你目下的 家庭生活? 孙见喜:我妻子1997年不幸遭遇车祸,前后做了六次脑部手术。我在急救室 她的病床前爬了七天七夜,三个月里没脱过衣服睡觉。她住院三年我带着孩子泥里 水里过日子,虽然她全身偏瘫思维不清被定为“特级伤残”,虽然她工作的单位领 导(也是医学专家)至今见我 还说,由于我坚持抢救一个已经失去生命价值的人,而给单位和我自己造成了 长久的负担,但我说我无怨无悔。虽然这个生命对社会和我个人没有了价值,但这 个生命毕竟因我而存在着。我爷是“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我怎么忍心看着 一颗伴陪了我六年多的活生生的心脏停止跳动呢?至少在那一百天里,我是非理性 的。在脑外科值班室,我只会呼天抢地地哭喊一句话:“抢救!抢救!”我至今感 谢我身边的朋友,感谢全国各地的文友和读者,他们从物质到精神帮助我度过了那 几年的苦难。朋友们对我的帮助甚至到了最具体的生活细节。一场车祸,使我变成 了马路边的小草,任随车碾马踏,但终于不死。我读懂了“顽强”这两个汉字,它 们的真正含义不仅在于这两个字的本身,更在于这两个字所携带的时间概念——— 对一个漫长过程的忍耐。这种心灵“蘸火”,提供了我精神硬度,使我延续了十六 年的贾平凹追踪结出了果实———这就有了广东花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130 万字 的三卷本《贾平凹前传》,紧接着的,就是《山匪》了。目下,病人已委托一家亲 戚全面护理。儿子已经上了初中,年已八旬的老母亲给我做饭。 问:你的散文和小说中有很多描写或关涉佛学的内容,而且能看出你已有很多 慧悟,能谈谈你对这方面的钻研和经历吗? 孙见喜:都源于“文化大革命”。我住进学院图书馆那段时间,读了几册佛 学基本知识的小册子,因为小时候老弄不清和尚与道士的区别,当时读这些书主要 想搞清这个问题。后来工作到河南,在离我们厂九公里的山里有一座唐代的普提寺, 秋天我们常去那里扫桂花。有一年我出差到陕西虢镇,在铁道边碰见一个醉汉,有 一个漂亮女人跟着他。醉汉一列列地数着货车的车厢,又到路上一根一根数枕木, 晚上回到618 厂招待所,才知道他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大导演刘宝德,他因导演的 反特片《古刹钟声》而名重一时。后来聊熟了,他说《古刹钟声》就是在你们那儿 的普提寺拍的,还介绍了几通古碑要我去读读。回厂后,我就想把那些碑文拓回来 细读。我曾在南阳卧龙岗的武侯祠看人家拓《出师表》,约略记得那些操作过程。 我没有宣纸,就把油光纸折叠了焖湿,又拆了口罩包上草木灰做成“拓槌”。我把 湿纸贴到碑上,用软刷扫平,又用硬毛刷在字迹上敲打,湿纸凹进了笔画,稍干又 用“拓槌”蘸上墨汁轻拍碑文,由淡而浓、由轻而重。因为我用的绘图墨水质量尚 好,所以我的拓片字迹颇清晰。拓纸风干后,我揭下来拿回去装订成册。我用这种 办法将普提寺的几通碑文收入囊中。我有一间单人宿舍,是别人废弃了的灶房,有 四平方米,这里成了我的佛学研究室。我将这些碑文拓册垫了牛皮纸置于床上,顿 觉屋里光明普照。我先给生僻字注上音,然后断句,再译成白话。这些碑文,用优 美的文辞记载了一座寺院的历史兴衰,还记录了当时佛教的教理及其规义。二十多 年后,贾平凹创办散文类月刊,我把其中的《普提寺志》推荐给他,他将这篇“志” 发表在他主编的《美文》月刊上。 在河南工作时,我利用一次到重庆出差的机会,独自上了一趟峨眉山。在纯阳 殿,听两个尼姑讲其出家的经历,使我知道了什么叫荡涤灵魂。在“大椿以八千岁 为春八千岁为秋,佛祖以亿万年作夜亿万年作昼”的洪椿坪,我向寂一法师请教佛 学对心性的作用与反作用,又讨论了人生处世与个人奋斗的关系。老法师给我讲了 好长时间,最后他给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系心一处,守口如瓶;受得委屈 吃得亏,诸事可成。”因为在洪椿坪耽搁的时间太长,我向华严顶方向进发时天色 已黑,寂一法师见我执意要走,送了一杆竹杖给我,说了一句“路上记着我的话”, 转眼就没了人影。没有旅伴,路上又积满冰雪,我几乎是手脚并用爬行在陡峭的山 路上。崖高,路滑,没有月亮,大风吹起,松涛如海潮轰鸣,大山中孤身夜行在冰 雪路上的恐怖,几乎绷断我的神经。我又连续爬山六个多钟头,浑身骨头像散了架, 在我攀住石头喘气的时候,心中默念着寂一的话。终于来到一处庙宇前,眼见着灯 火辉煌,可我遇到了麻烦———庙前台阶上蹲着两只大猴!再环顾四周,群猴密密 麻麻包围了我。惊恐间,我把随身携带的饼干扔出去,又把几个水果扔出去,群猴 一抢而空,但台阶上的两个霸道者无动于衷。僵持了片刻,我就朝庙里喊话求救, 但声喊哑了也无人出来。情急之下,我挥动竹杖呼啦啦在空中抡着圈子跑向台阶, 见我强行冲关,那两个家伙朝旁边挪了挪身子,我趁机一口气跑到庙里。原来,人 们在后堂听五台山来的游僧讲经。见我带着一身冰雪进来,大家十分吃惊,立即端 来火盆,斋堂的师傅也很快弄来热汤。这一夜,聚在“洗象池”后堂烤火听经的男 女游客共十三人,五台游僧也即兴回答了我们的提问。大家讨论着各种僧俗问题, 其乐融融,亲如一家,又互相留下通信地址,其中两人直到九十年代末还和我保持 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