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1988年11月22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的向李何林同志遗 体告别仪式礼成之后,先生的长公子李豫、二公子李云以及张杰和我,护送先生 遗体到火化堂。我最后一次这样亲近他,抬着他移放在火化车上。着意看看他的 脸,看看他穿的中国式的新布鞋,以注目礼送他进入火化炉。下午三点,我们把 先生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东七室。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 旗,盒前是周耘精心布置的花圈。 先生终于在这里安息了。 直到先生谢世,我才懂得,在中国,在现在,不但做人,就是做鬼,也还是 一级一级制驭着。办丧事有那么多学问,那么多世故。要看那么一些人审核级别 的眼光,要听那么一些人质询级别的电话,末了告诉你以什么什么名义送一个花 圈,或者什么也不告诉你。我这时才感到惭愧,感到辜负了先生连花圈也不要的 遗愿;也惭愧未能领会师母王振华先生的嘱咐。鲁迅的“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的遗嘱,又一次啮噬着我的心;而“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的遗嘱,照例 也还是做不到。 先生是埋在还活着的我的心里了。我可以不制挽联,不介入这传统的斗法场, 可我不能不说到他。我不知道先生可曾想过,可愿意在他身后我来说他?虽然我 们一直瞒着先生已经确诊他患的是转移性骶骨癌,他心里大概早已猜出来了。1987 年 7月,是先生自己要求再次住院的。而且入院不几天,就提出要自己写讣告, 他怕别人不理解他,他怕别人写下过誉溢美之词。这,我是熟悉的,鲁迅说过: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 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 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我还说什么呢? 他没有见过鲁迅。 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鲁迅的朋友的好朋友。 当鲁迅被“围剿”的时候,他编了一本《鲁迅论》。这是我国研究鲁迅的第 三本专书。 书一出版,鲁迅就注意到了。并且“舒愤懑”,给川岛写了这样二封信: “现状是各种报上的用笔的攻击,而对于不佞独多,搜集起来,已可以成一小本。 但一方面,则实于不佞无伤,北新正以‘画影图形’的广告,在卖《鲁迅论》, 十年以来不佞无论如何,总于人们有益,岂不悲哉。”三年后,姚克翻译鲁迅的 评传,问及一些资料的时候,他还记得这本书,回答说这书中恐怕会有一点。 但是鲁迅别有他的眼光,他的视角,他并不满意于这本书,认为“都是峨冠 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他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 ’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三闲集》) 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 花八门。”鲁迅没有编成这本书。后人曾经编过,可删而又删,终于等于未编。 今日八十年代的青年,已确如鲁迅所预言,“到底莫名其妙”了。我知道,李先 生对此曾感到暮年的寂寞。以至于在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面 对青年,保持沉默,这在他是罕见的。我也知道,在他沉疴不起,声音已失而神 智尚清的日子里,每有同志,朋友,学生探视,必亢奋而泪流满颊,那是他的身 体已容不下他的充实而胀痛的心了。 他只给鲁迅写过一封信,没有要求答覆;说是可以回信告诉他的朋友曹靖华。 鲁迅说这是一篇“文章”。在给曹靖华的信里说:“有人寄提议汇印我的作品的 文章到作家社来,谓回信可和兄说。一切书店,纵使口甜如蜜,但无不惟利是图。 此事我本想自办,但目前又在不决,大约是未必印的,那篇文章也不发表,请转 告。”这是1936年5 月间的事。所说“本想自办”,早在这一年二月致曹靖华信 中谈过:“回忆《坟》的第一篇,是一九○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 译不算外,写作共有二百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做纪 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不过此事经费浩大,大约不过空想而已。” 事实证明,这确不过一个空想,虽然鲁迅自己手订了两种目录,每种确实是十本, 有一种还拟了三个耐人寻味的题目:“人海杂言”,“荆天丛笔”,“说林偶得”。 “心有灵犀一点通。”迄今有案可稽的,当时的中国,只有这么一个青年和 鲁迅作着同一个梦。他想到,这是应该纪念的三十年。这是必然的。学问成了信 仰。自从编辑《鲁迅论》以后,鲁迅已然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只要让他教书, 他就讲鲁迅。他一讲鲁迅,就得罪当局,就遭到解聘。他只好到焦作工学院,到 太原国民师范,到太原师范,到济南高中,到北平中法大学,到处奔走到处流徙。 可是一旦受聘,明知有饿饭的危险,他依然讲他的鲁迅,夫子之道,一以贯之。 中国知识分子罕见的情操,就是这样的。他写这信或这文章的时候,正在济南高 中。那时的一位学生,后来是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兰干亭同志,1987 年春得到李先生已患转移骶骨癌的信息之后,“又惊又急,心绪难安!”4 月初 专程来北京探视。5 日在北京肿瘤医院畅谈了近一个小时。辞别时一再躬身握手, 劝李先生安心治疗,说还要再来探视。谁能想到,第二天却突发脑溢血,抢救无 效,溘然长辞,先老师而去。他在动身来京前的信里说:“德厚同志,我自称李 老的学生,一则,由于何林同志是我青年时候(十七至十八岁时)在中学念书, 听过他两年的‘国文’课,他是引导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正启蒙老师, 也是我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精神上的鼓舞者;我听他‘讲课’时间不足两 年,但我那时受到的文学的和社会科学的启发、影响,决定了我以后选择的革命 道路,我当他学生时甚至同李师在课堂以外没有什么接触、交往,然而他给我留 下了终生不忘的师德。”——李先生在他亲自写的讣告中说:“六十多年来,为 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材”。事实是,何止限于做学 问的小圈子呢?当一个人把自己研究的学问化作改造中国的信仰,并且身体力行 的时候,无论大小,他也就像鲁迅心中的太炎先生那样:“并非因为他是学者, 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 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鲁迅逝世以后,他活了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他晚年在鲁迅研究室的会上 抨击一些腐败现象时,不只一次冲口而出:有什么可怕的!我死都不怕,活够本 了! 这是的确的。他一生保持着不怕死的作风和性格。事关鲁迅,每有论辩,旗 帜鲜明,不顾个人利害,挺身而出,所指虽大报,教授,名公巨卿,顶头上司, 几十年的老朋友,毫不宽假,而对于青年却几乎从不指名道姓地形诸文字。 请随便翻翻《鲁迅先生纪念集》。当鲁迅逝世,举国震悼,回忆、痛惜、赞 誉的文字纷纷扬扬的时候,他却犀角烛怪,接连发出两篇反击论敌,为鲁迅辩护 的文章:一是《叶公超教授对鲁迅的谩骂》,一是《为< 悼念鲁迅先生> ——对 大公报“短评”记者及其侪辈的愤言》。这在全国,在当时,大约不是绝无仅有, 但却是十分罕见的吧? 在《叶公超教授对鲁迅的谩骂》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他尤其不能容忍 “专一攻击”不能还手的“对象”,是他不能容忍对于死者的谩骂和污蔑! 在李先生,辩护鲁迅,就是辩护自己的信仰;捍卫鲁迅,就是捍卫自己行为 的准则。鲁迅活着,有他自己如投枪如匕首的金不换,鲁迅死了,不能还手了, 他自觉地、义不容辞地担起了这一份道义。而且五十年如一日,毫不懈怠。他晚 年八十多岁高龄,一目失明,一目仅存零点一的视力,读完一部642 页的长篇大 作,依然一笔不苟、方方正正地写出《为鲁迅冯雪峰答辩》的万言书。 鲁迅曾经叹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 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李先生可以说是这样的少数中的一个。最可宝贵而启发后人的是,无论他自觉还 是不自觉,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是在事实上在某种范围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在国 共两党斗争的框架中认识鲁迅,评价鲁迅的一个老人。国民党统治时期,大报和 教授攻击鲁迅,他起而辩护;共产党执政以后,党的要员、老党员出言不公,他 依然起而辩护。他并不以某些人的“组织观念”统率他关于鲁迅的学问和信仰。 他更遵循“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的准 则。 曾经有过红头文件,禁止在报刊上发表有关鲁迅的几次论争的文章。这通知 还特别送到鲁迅研究室,送给了李何林同志。不知怎么一回事。一个名闻全国的 大学,在这文件之后,在它的学报上发表有关文章了。李先生就在一次会议上问 一位副部长,他们发了文章了,我们也可以发吧?于是他也发他的了。 李先生的一位几十年的老朋友,在“浩劫”时期逢八十大寿,悄悄地办一次 祝寿宴会,只一桌人,李先生是从天津到北京来祝寿的一个。粉碎“四人帮”以 后,大概既有时代的预感,又有积久的气闷的抒发,又因高龄而有些事情记不清 爽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这位老朋友又是发表答问,又是发表文章,一面谈研究鲁 迅的原则,一面要“澄清”一些事实,颇为热闹。事有凑巧,正值《鲁迅研究资 料》第4 辑校样来了,照例要有几则《补白》。李先生竟然写了一则《鲁迅研究 中也有“两个凡是”吗?》,并署上青年人多半不知道而老朋友一看就明白的在 旧社会用过的“昨非”这名字。记得研究室的人见了还窃窃发笑:李先生也写 《补白》,还用“笔名”!这在李先生是很认真的。后来编自己的《选集》,就 把这则《补白》也选了进去。而许多做学问的长文倒割爱了。 最后就是那篇《为鲁迅冯雪峰答辩》了。五十年的开头是这样的答辩,五十 年的结束还是这样的答辩。加上鲁迅在世的十年,一共六十年,恰好一个花甲。 他告别这个人世时说:“驳斥了鲁迅生前和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保 卫了鲁迅思想。”他确是这样过了一辈子。他的心地是坦诚的。他一生的作为表 明他是一个勇者,一个鲁迅所赞颂所期望于中国的“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 的勇者。他不随风使舵,不看人眼色,不怕说出人不乐闻的逆耳之言,不怕做出 人为他安全利害担忧的行动。1976年春,他刚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 究室主任,就带我去北京师范大学看望还未平反的黄药眠、钟敬文教授;不久又 带我去北医三院探视尚未解禁的胡风。他逝世了,诗人吕剑在唁函中附来一首作 于1976年春的诗《故人(寄何林)》,说:“当有人以睥睨的目光/投向我们的 时候,/只有你;/当有人恨不得越远越好地/避开我们的时候,/只有你;/ 当有人为了邀功而对我们/落井下石的时候,/只有你;/当我们真正尝到了所 谓‘世态炎凉’的时候,/只有你;是的,只有你,/来叩我们的门,/走进我 们窄而霉的屋子,/坐到我们的床沿上,/把温暖的手递给我们,/亲近我们幼 小的一代,并且饮上我们一杯开水。/是出于怜悯吗?/当然不是;/你也知道, 若是怜悯,/我们也决不会接受。/而且,我们也并非不明白,/这要冒着各种 多大的风险——/我们曾经是‘罪人’。/中伤的流言,株连的恶运,/会兜头 罩落你一身,/但你却竟不放在心上。/人的感情,/有时眼泪也是无法表达的。 /最大的信任才是爱,/却又用不着多费言辞。/不错,我读到了/你的正直和 坦荡,/你的境界和情操。”平常我不喜欢个人的作品打着“我们”的旗号,读 这首诗,我却感到这“我们”用得有多好。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同志和李先生一道 度过“文革”浩劫,唁电中说他“非常时期不改常态”。只有活在这风风雨雨的 时代,守着虽覆能复的人们的人,才能估量李先生这心性的价值。只有看到李先 生辩护鲁迅的文章,看到他对待非罪而遭冤的人们的态度,才了解他的“保卫鲁 迅思想”的涵义。 李先生一生“保卫鲁迅思想”,尤其晚年,独立不倚,力抗潮流,人多以为 他固执,甚至僵化。其实,他的思想始终是活泼的。在学术领域,他从不把自己 的观点强加给人。对于青年学生的不同意于他的见解,不仅包涵,而且多予鼓励。 他答复青年求教的信,他作学术报告,他串讲鲁迅作品,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仅供参考。这不是作谦虚状,他是真心诚意的。他以 主编身份审定我们执笔的草稿,还要说明“草草看完,随手改了一些,不一定对; 不对的可以再改回去,莫介意。”他的博士研究生王富仁同志的博士论文所突破 的过去研究《呐喊》《彷徨》的框架,无疑也包括李先生所熟悉和主张的在内, 但是他全力支持通过这篇论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并非如善意嘲谑那样,是 因已经高龄八十多岁而胡涂了,被王富仁糊弄过去了;他正是看出了王富仁“不 只是从社会政治意义上来评价”《呐喊》《彷徨》,才“在鲁迅研究界开辟了一 片新天地,是颇有创见的。”在“评语”最后,他还要特地声明“这是主要由于 作者多年独立钻研业务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导师的作用是很小的; 这是实情,不是谦虚。”这样支持和鼓励引起巨大争议的博士论文的创见,能够 出自一个固执的老人么? 没有想到,1983年3 月李先生把一位作者写给他的信换了一个抬头发表在 《鲁迅研究动态》第4 期上,竟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和另一篇文章一起在 “清除精神污染”的大潮突然袭来的时候,险些受到清除。问题闹到将刊物呈报 上级审查判断不了了之而后止。这大概是因为正直的人都心里明白,李先生同精 神污染是扯不到一起的。 这封作者来信之所以惹恼人,是批评了“有些人‘靠’研究鲁迅成名成家, 写文章,拿稿费,追名逐利,,而实际为人,却与鲁迅走相反的路,无‘人’气, 无‘骨’气”的所谓“‘吃’鲁迅”的现象。 事发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恼恨从何而来?李先生从 1929 年开始,以 《鲁迅论》、《中国文艺论战》“成名成家”,他读到这封信不仅不恼,而且拿 来公开发表,可见他的潜意识里连一丝一毫“吃‘鲁迅”的念头都没有。其实, 提出“吃’鲁迅”的问题并不算辱没了鲁迅研究者。我曾暗想,假如出一个题目, 要我们搞鲁迅研究的人都写一篇关于鲁迅的《吃教》的文章,大概不会有人写驳 论的吧?一定是这样的。鲁迅说:“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 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 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 英雄。”我们都会认为鲁迅写得正确,深刻,犀利而精辟吧?来点杂文的美感, 还会觉得“不亦快哉”呢! 鲁迅研究者是不信教的,耶稣教,儒释道教和我们不相干。“吃革命饭”相 当普泛,盖自革命胜利以后,有几个人不自以为革命的?缩小一点范围,联系鲁 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对于文学工作者尸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 敲门砖’似的办法“的劝告,就逼近于我们自身了。倘再直白一点,问一个”有 没有‘“吃”鲁迅’“的人的问题,我们谁敢写一个保证说”没有“? 事实上,“有”是正常的。这才是人间;一个“没有”反倒出奇得令人不能 相信。鲁迅后来对于五四时期《新青年》的战友多有尖锐的批评,多次提出“敲 门砖”的劝勉,不正因为他身历其境,感慨良多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常把自身看 得太高,把庸众的力量看得太轻,把官僚看得太坏。其实,中国历史上官的出身 不都是“士”么?今日的官也大多是昨天的知识分子。而庸众的言行不仅影响及 于知识分子,不仅令许多知识分子追逐效法,并且有甘心情愿做他们的代言人的 呵。鲁迅研究者正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小部分。大河不干净,小河干净得了么?自 然,小河都干净了,大河也终将干净。世事并非一无可为。 李先生一生幸逢五四文化革命,真诚地接受了洗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兴 起,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参加霍丘暴动;失利而后, 转战文学战线,以研究鲁迅开始,以研究鲁迅终结。六十年间,两次险遭暗杀, 奔波海峡两岸,南北东西几无宁日,但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以鲁迅的爱憎为爱 憎;融学问与信仰于一身,夙兴夜寐,力行不衰。诚然,他心中的鲁迅形象,带 着他个人的主观色彩,其中包括时代和社会潮流通过他所产生的折光。难免白圭 之玷,出现失误和偏至。但这是每一个鲁迅研究者所难免的,也是一切历史科学 人文科学的研究所难免的。可贵的倒是: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生命投入有益于人我 的工作,一个知识分子坚信自己的学问,化为信仰,用以待人接物,随手做点有 益于社会的改革,不做“做戏的虚无党”。那么他无论大小,我以为都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