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的王瑶先生 听说,我没有亲见,王瑶先生中年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并且叼着烟斗的。 这是真的。大概是1988年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先生。临告别,先生让蕴如 师母拿出一套五张照片送给赵园和我,上面已经题好词。其中1961年的全身像, 就是笔挺的西服,乌黑的头发,而且特浓密。那张头像的轮廓,长长的脸,稍尖 的下巴,乍一看,像五十年代我们熟悉的一位苏联诗人。不过王先生的眼神是严 厉深邃的。但并不看着你,也不像在沉思,挺怪的。先生弥留的时候,不能说话, 写了许多要说的话,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的。有一段给大女儿超冰的,说:“我 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我怀 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对了,先生那照片上的眼神,就是冷冷的清醒 的专注的眼神,却又向内吸收自己的所见所思的样子。这些,自然是现在对着照 片的遐想。那天晚上双手接过照片,略一翻检,心情是别样的沉静,而且奇怪: 为什么现在送这一套照片呢,题好了词的? 我认识王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华发满颠,齿转黄黑”了。那是1976年, “最高指示”创建“鲁迅研究室”的时期。李何林先生从天津南开大学调到北京, 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又指定从全国几个省市借调十几二十个 研究人员,而王先生内定为研究室副主任。莫明其妙的是,王先生就在北京,却 迟迟未能报到。我从天津来,反而捷足先登,竟是第一个。于是经常盼,经常念 叨:王先生怎么还不来呢?那时我们有政治局批准的八大研究课题,真所谓“极 其”繁重而且紧迫呵。 世事就是这样,隔岸观火,好像一切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似的;身在漩涡之 中,反而稀里胡涂,手足无措。分明有“红头文件”,而且“圈阅”了的,可王 先生就是调不来。一方“看来他们是不想‘放’,又不愿说‘不放’,因此拖拖 拉拉,不解决问题”。一方则只有天晓得。王先生有点尴尬,有点焦急,有点寂 寞。他在信里说:“我个人只能‘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拖’得太久也不好。 我希望文物局他们早点与北大商谈。估计北大现在是不会断然不放的。”又说: “我的借调事据北大中文系总支说,已同意借调,但须对北大指导研究生工作有 所兼顾,实际上目前并无研究生,何时招考也说不定。我想鲁研室方面可以同意。 但究竟如何解决,则只有待领导安排而已。”一年多之后,王先生终于被“安排” 到了鲁研室,算是“借调”。我们这先期“借调”的一批,有的去掉了“借”字, 留下来;有的打道回府了。 于是每星期有那么几天,上午八、九点钟左右,王先生从接他上班的轿车里 出来,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上得二楼, 走进他的办公室。下午五点钟,王先生又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 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快步走进送他的小轿车,绿色上海牌的小轿车,回到北大 去。这五点钟,是准时的。这是李何林先生的脾气。要不是北大路远,接王先生 的车开出得迟,早上也会八点上班的。王先生有个晚上读书、看报、写作到深夜 而次日晚起的习惯,临到该上班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辛苦。 王先生一进办公室就很少出来。不串门,不谈笑,也很少开会。要不开会的 时候轮到他不上班,要不开的会只谈室里的行政事务,与他无关,他不来。只有 中午吃饭的时候,能够见到王先生,拿着一副碗筷,和我们一道排队买饭。很快 地吃完,涮涮碗,走了。 王先生的办公室是室里最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大都兼作寝室,内容丰富,也 颇有气氛。王先生的却名副其实,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对简易沙发和 配套的简易茶几,一个书柜里面空空荡荡。王先生就在这样的办公室坐了两年: 指导我们研究,回答提出的疑难问题,审阅集体编著的《鲁迅年谱》。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期间,茅盾、周扬联合发起成立全国的鲁迅研究 学会,境外的传媒沸沸扬扬,着实热闹了一番,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成立鲁迅研究室,大家戏称为“东鲁”。因为原来的在西城,借住在西黄城根, 是为“西鲁”。“东鲁”决定把王先生调过去。这回是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传 媒沉默着,私下里还是有议论。甚至传说,“东”“西”要合并。1980年5 月25 日王先生来信说:“我离开那天恰好你们开会,我原拟找您聊天,未能如愿。” 呜呼,一点记忆的影子都没有了:室里是不是开过“欢送会”?不过这种照例心 存腹诽,口唱谀词的会,王先生是讨厌的,而且也不合李先生的脾气。 我常常回味和王先生在一起的往事。可在鲁研室的两年只记得两件事。一次 我去王先生办公室请教一个鲁迅所引古籍中的问题。敲过门,应命进去。王先生 坐在满室烟雾中看东西。他抬起头听我问完,摘下秀琅架的老花眼镜,直白地告 诉我不知道。我一下愣了,不知如何是好,鞠个躬退出来,比在室内闻着烟味还 难受,也颇生气。一次吃中饭的时候,王先生在排队,我走过去告诉他大家正争 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瞿秋白到底是不是叛徒?并问王先生的意见。王先生脱口就 说:这是中组部的事情。我的心一震,真像醍醐灌顶似的,许多嗳昧难解,三番 四覆的疙瘩全解开了。 不记得什么时候,也不记得为了什么,怎样走进王先生的家,到北大镜春园 76号去拜访王先生的。但他给我碰的那个大钉子,每每想起都心颤,当时是气得 决心不再踏进那个门的。 王先生住在一个独立的四合院里。门口有一对比我还高的石狮子,这种权势 的象征颇不一般。后来才知道这里曾是黎元洪的别墅。进门一个大院子,有高大 的柏树,有青翠的竹子,有蓬勃的杂草,因为没有人再来修葺了。东西房住了好 几家,北房王先生也只住西边的小一半。后来落实政策又加了连接客厅东边的一 小条,两米多一点宽的,横放一张床就差不多齐了。王先生用作书房,取了个名 字叫“竟日居”,是把“镜春”两个字拆散来的。有人作过演义,头头是道。但 王先生心里怎么想的呢?我没有听他说过。他自己很得意这个名字是感觉得到的, 因为他平常几乎不写毛笔字,这回却用毛笔写下了这个名字,而且挂在案前;他 又想用“竟日居文存”的书名编辑他的文章,——这是他得力而且得意的高足又 是助手的理群兄告诉我的,可见很不一般。 王先生的客厅很大,很高,夏天阴凉,冬天很冷,——直到1987年才接上暖 气。不知是“殊遇”,还是落实政策。那部电话确是落实政策才给装的,而且是 王先生强烈要求的硕果。在装暖气的前一两年,北大要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了。 决定给教授装电话,但必须是一级教授。王先生虽说在“文化大革命”时就被北 大中文系定为“反动学术权威”,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文学学科评议 组成员,但教授还不是“一级”。可王先生五十年代就装了电话的,这电话是 “文革”革掉的。“落实政策”,名副其实。王先生通知我装上了电话,分机号 很好记:“三五九旅(3590)。”我立即跑去看他。他开怀大笑,告诉我这样的 经过。 王先生的客厅摆着一套明式红木家具:大书案,八仙桌椅,书柜。又一套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箱装四部丛刊。西墙上挂着三帧条幅:靖节先生画像和《归去来 辞》全文;鲁迅《自嘲》诗手迹的水印木刻;沈尹默先生书赠的墨宝。客厅中央 按凹字形放着一组沙发,沙发前是茶几,茶几前是一架彩电。 王先生接待我们时,家里是非常非常安静的。王先生叫人斟满一壶茶,茶来 人即退下,王先生再往杯子里斟。偶尔有家人从外面进来,都是轻轻地侧身走过 去。唯一的例外是先生的孙女王宜,两三岁吧,她敢于闯进来,敢于爬到王先生 身上去,敢于打断王先生和客人的谈话。王先生也任她嬉戏,设法哄她。 我的钉子于是乎也就来了。 我喜欢小孩,无论师长的,朋友的,同事的。我喜欢教他们直喊我的姓名, 常见的喜欢带一块巧克力什么的去送他,王振华先生就曾戏呼我为“巧克力伯伯”, 冲着他的孙子。我既然知道了王宜,也就兴之所至,忘乎所以。那次当我告辞的 时候,拿出一块巧克力来给王宜。先生立刻变脸,阴沉着,推开我的手,厉声说: “别来这一套。”好难受呵。 后来师母告诉我,王先生连儿女亲家都不走动的。虽然,先生多次同我谈到 过,他怎样操心女儿的婚事,怎样为她奔走。 后来王先生去昆明,去东北,去香港,总带给我一盒茶叶,一条领带什么的。 1984年赴日本讲学回来,特地请师母拿出一只带回的皮包给我,并说,还有一只 给钱理群。 1987年我去日本。行前问王先生需要带什么不,先生说清理烟斗的玩艺儿折 了,遇上带一只回来吧。在东京,我告诉王先生的日本研究生尾崎文昭君,他陪 我去着意找了一家专卖店,我俩挑了又挑,挑了两种两件。先生见了,很高兴。 现在,清理烟斗的物件没用完,先生却已走了。那时怕一件不够用,先买两 件,还想再要再买的。先生送我的皮包已经修补了两次。赵园说了几次该换,该 换,换什么呢?不过,总有一天得换的吧。 王先生的心情愈来愈开朗,思想愈来愈活跃,社会活动愈来愈多,兴致也愈 来愈高了。 新加坡一华文日报请先生题词,王先生用毛笔写了一首七律,“叹老嗟卑非 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十年浩劫晷虚掷,四化宏图景可夸。佳音频传前途好, 险阻宁畏道路赊。所期黾勉竭庸驽,不作空头文学家。”先生拿给我看,说从来 不作诗,也不写毛笔,诗既不好,字也难看,怎么办。我说,您不是诗人,也不 是书法家。人家求您,是想听见您的声音,看见您的手迹,这样就好。先生从我 捧读着的手稿上抬头看我,凝视了一眼,不说话。我说,这一张给我吧。先生正 了正身子,稳稳地坐在沙发里,拿起了烟斗。 《中国新文学史稿》要重版了。一次我一进门,先生招呼了一句,立即转身 匆匆从卧室拿出一叠稿纸,说我写好了《重版后记》,你看看,我一下紧张起来, 像面临一场考试,站在书桌前读起来。先生就立在旁边吧嗒着他的烟斗。 我读了一遍,又快速复了一遍,对先生说,很好,结尾很动人。我建议先生 考虑:是不是把被批判被迫作检查的事点一句?吐一口恶气!先生拿过稿子,走 进卧室。很快,快得惊人,就出来了。指着加的一句问:怎么样?我看原来写着: “本书出版较早,自难免‘始作俑者’之嫌,于是由此而来之‘自我批判’以及 ‘检查’‘交代’之类,也层出不穷。”于是先生用力吸着烟斗,快活地谈别的 话题。 清华大学的校庆,王先生是非去不可的。有几次他推掉别的活动,有几次他 事先提醒我。有时谈起他的导师们,不仅带着深情的怀恋,也有对清华教授优裕 生活给人影响的清醒分析。偶尔涉及身居高位的同学,三言两语,谈锋明快,没 有丝毫过眼云烟的感怀。《清华1934—1938—1988纪念刊》出版了,先生拿出来 给我看。笑着告诉我,每个人非写一段《自我介绍》不可,二百字,你看。我埋 头读了很久。我感觉到王先生稳稳地靠在沙发上,咬着烟斗看我。他一定猜得到, 我心里多么赞赏,惊叹。终于我念出“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 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一段给 先生听,并说“似犹未失故态”,写绝了,妙不可言。先生不说话,也不笑,端 起茶杯,很响地咕噜咕噜喝干了。任我给他又续上一杯,只客气地伸过手来挡一 挡。 在王先生家和王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是一大乐趣,和听王先生讲演不一 样。王先生有山西口音,讲演是愈讲愈快,愈讲愈快,几分钟后就憋住了,讲不 出来,于是喀喀喀几声,自顾自啊哈哈哈哈放声大笑,听讲的多半没听懂,也就 不跟着发笑。这并不影响王先生的情绪。他照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直到讲完 为止。可王先生聊天,从容不迫,话并不难懂,说到痛快处,他笑,我们也笑, 完全是“同声相应”。我曾琢磨过,王先生讲演为什么会那样?我想,王先生是 善于思考,又富机智,日积月累,脑子里充满了见解。待到讲演,脑子运转快, 口里吐字慢,他不但不自我调整,反而迫不及待,一发而不可收。像打机关枪, 先是点发,接着连发,一连发就卡壳了。 王先生聊天,无所不谈,无所顾忌。他鄙夷的人、文,也毫不淡化自己的鄙 夷。他每天看报到深夜,又看得特仔细,似乎对期刊的出版广告,尤其着意。因 为他经常谈谁谁谁发表了什么文章,却又说明他没看,是广告上的目录。 王先生憎恶大批判式的文章。有一次谈到一个人说,他是靠大批判起家的, 只会写大批判,别看他观点变来变去,还是大批判,这种东西是留不住的。王先 生临终前,病到不能说话,写给巴金的祝寿词说:“最近十年,巴金学术研究收 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的学生一辈,如陈丹晨,张慧珠,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 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为慰的。” 一次王先生拿出刚收到的一份报纸,指着头版头条一篇大块文章说,你看, 连《白话文学史》都不知道是胡适写的,张冠李戴,书大概也没看,就发议论, 而且宏观的。 大凡文学界争论的问题,王先生都很注意,也几乎都谈。他支持“重写文学 史”,他支持重新研究过去被冷落的作家,他坚持文学史的分期是有历史发展的 阶段性的质的标志的……许多见解,脱口而出,“出语多谐”。这时他自己先笑, 我们也笑,他就笑得更响。我几次劝超冰多主动来听王先生聊天,记一记那些很 难复述的语言。可惜我懒,她也懒,大家都“得意忘言”了。 王先生特别喜欢谈时事,谈人文景观,谈社会现象,谈改革。国际国内,海 峡两岸,从红头文件到报纸电视到小道消息到流行民谣,无不津津乐道。他不是 简单地重复,是谈字里行间或字面的意味,彼此的联系和微妙的差异,以及历史 演变的轨迹。王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偶尔也谈一点轶事。大概 学习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的时候,王先生谈到老先生们学习特认真。在一次学习 了一周的总结会上,一位老先生发言表示:经过学习,懂得了凡是正确的就是毛 泽东思想,不正确的就不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毛泽东自己 的思想不一定就是毛泽东思想。我都懂了。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懂,到底什么是 正确的思想?于是全组肃然。有一次王先生指给我看一家大报头版报道中的一句 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告诉我这是批他的。说,我这次在政协小组 会上说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他批是批了,可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说了 不白说,还是说了也白说。 王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是1989年。他12月13日客死在上海,差一点就度过 这个1989年了。 这一年我去北大看望王先生的次数特别多,可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想了几 天了,一切都还是模模糊糊。王先生原来好像没有什么胡子,可为什么老闪着他 胡子拉碴的样子?有一阵他好像怕看电视,可我隐隐约约记得他对我说过他很想 看电视的。夏天他住过病院,好像一直没有康复,可我仿佛看到他是一个人爬上 虎丘山又去上海出席巴金学术讨论会的。王先生是很达观的,可我分明记得看到 他流眼泪了,手里拿着包子吃不下去。想起来了,那是4 月28日,在中国现代文 学馆开的纪念“五四”70周年的会上,中午吃饭的时候。在会上他如数家珍念了 一串名字和他们的年龄:“五四”的时候,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周作人34岁, 李大钊30岁,胡适28岁,郭沫若27岁,叶圣陶25岁,郁达夫23岁,冰心最小,19 岁。说新文学是一批青年人搞起来。当时大家非常惊讶:他的记性这样好,他的 思想这样年青。 可是,这样年青的王瑶先生,竟没有度过1989年。